—— 《投名状》与陈可辛的电影世界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李道新

（发表于《中国电影报》，请勿转载）

    早在2006年底，陈可辛便对媒体表示，希望自己所拍的《刺马》能够“写一个最人性的版本”；2007年3月，《刺马》更名为《投名状》，理由之一是“避免混淆”，二是“更合剧情”。显然，为了体现导演和影片的“人性”诉求，陈可辛在剧本和片名上都有更主动、也更独特的要求。

    然而，在2007年7月公布的几款海报上，“最抢眼”的部分莫过于男主角之一金城武高举敌人首级的英姿。这颗人头是请美国塑型师做的，跟真的“一模一样”，在拍摄的时候把导演都吓了一跳。这应该是影片里最刺激、也最有表现力的战争细节；而影片里最震撼、也最毛骨悚然的也是金城武饰演的姜午阳遭受凌迟酷刑的段落；民间传说与张彻《刺马》都在这里用足了篇幅，《投名状》的化妆手段肯定能够更加强化这一血腥结局。事实上，惨烈的凌迟图片也在网络上曝了光。

    颇有意味的是：《投名状》的公映版本，既没有以假乱真的人头，也没有惨不忍睹的割肉。尽管还有庞青云手握利刃、士兵被大炮炸飞等一些令观众产生恐惧的画面，但陈可辛最终还是找到了根本的出发点。公映影片不仅弱化了针对死亡的表层的视觉渲染，而且更加倾向于通过故事的讲述、空间的营构和心理的刻画，冷静地反省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黑暗，以一种更加独特、也更具诗意的表达方式，亦即一种面向死亡的不忍与善良，彻底地超越了民间传说与张彻导演的《刺马》，创造了一个陈可辛孜孜以求的，也只属于陈可辛的独特的电影世界。

    在此之前，张彻导演的《刺马》既彰显了阳刚的男性情义，也体现出嗜血的复仇意识和无路可走的悲怆感，尤其是在不断反思和拷问男性情义的过程中，揭示出暴力的可怖与人性的悲凉。应该说，张彻版的《刺马》已具相当的情感力量和思想深度；除此之外，黑泽明的《乱》、弗朗西斯·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姜帝圭的《太极旗飘扬》等经典战争影片，也在反思战争与人性等方面抵达少有的高度。陈可辛的《投名状》正是以此为基础，继续通过银幕展开战争与人性的思辩之旅；尤其是在死亡的呈现上，独具不忍与善良的精神气质。

    战争与死亡密不可分。特别是《投名状》里所展现的战争，在兄弟之情、男女之情中交织着朝野与官匪之间的权力置换和生死搏击。死亡的意象贯穿影片始终。为了面向这种几乎无所不在的死亡动机，陈可辛以厚重幽深的内外景、灰头土脸的人物造型与近于黑白的影像色调，营构出一个凄冷的电影空间。即便是在苏州和南京，也全无观众期待的江南印迹。当吴侬软语的苏州评弹在硝烟弥漫的白墙黑瓦间独自飘散，一种不可名状的颓靡幻化成刻骨铭心的绝望，苏州便是这样一座死城。南京更是如此，多了雕梁画栋、人间烟火和雨，却成为二虎之妻和兄弟三人的葬身之地。

    在中国电影史上，还没有一部影片对战争环境进行过如此个性化的写意。事实上，只有营构这样一种独特的战争环境和电影空间，才能更为充分地讲述一个丰富、复杂而又多义的战争故事，才能在更加超验的层面上将战争与人性的思辩提升到一种普泛化的价值追寻的高度，进而承载创作者意欲表达的内心体验和世界观。《投名状》倾向于这样的运作思路，并以其面向死亡的不忍和善良，屏蔽了战争与人性中信马由缰以至无法逼视的残暴面目，克服了战争和死亡带来的异化感和虚无感，为生命找到了存活的理由和根据。

    就像影片里徐静蕾饰演的二虎之妻，已经摆脱张彻《刺虎》中井莉的风骚程式，也避免了由舒淇、周迅等演员饰演可能夹带的媚惑之气，只以一个女人的身份出现在兄弟和死亡的阵营，既避免了武侠片和战争片中男权主义话语的过度张扬，又以一种同情之心默默地注视着战争中的女人的命运；还像影片里姜午阳的画外音，不仅彻底改变了张彻《刺马》中陈述往事的回忆语式，而且赋予这种声音个人体验的深广性，让观众体会到影片里的人物们虽死犹在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