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石川（1890－1954）

一、1937年，温情如歌 

    尽管由于录音技术的原因，我们不能完全听清楚《压岁钱》里四首“拜年歌”的全部内容，但我们能够理解影片编导者不惜中断叙事，大胆安插四首“拜年歌”的内在动机。
    第一首“拜年歌”出现在影片开头。一户人家前，主人正往大门上贴春联。锣鼓声渐近，一群唱拜年歌者来到大门前，用方言唱起了拜年歌。锣鼓与歌，这种极富中国民族传统年节风格的喜庆呈现方式，奠定了整部影片的情绪基调。它不仅是影片渲染春节气氛的必要手段，而且直接寄寓着编导者关怀人间的普遍意绪。
    影片开始不久，编导者又郑重安排了第二首和第三首“拜年歌”。何家客厅，吃完年夜饭的一家人，唱歌助兴。身为歌舞明星的江秀霞，用歌声恭喜“小妹妹小弟弟”，祝愿他们“年年如意，聪明伶俐”；接着，何融融用稚气的歌声，边跳边唱：“新年到了好开心，大家一起穿新衣，压岁钱，放袋里，大家要牢记，压岁钱莫浪费，牢记今日如此好福气。福气福气真福气，富人要知饿人饥，四海之内皆兄弟 …… ”尽管有模仿好莱坞电影中秀兰"邓波儿歌舞的嫌疑，但编导者仍然运用了小演员胡蓉蓉两分多钟的歌舞。无疑，这样的安排，既愉悦了电影观赏者，又较好地传达了编导者的主观意图。
    第四次出现“拜年歌”，是在影片中间，江秀霞与何融融跳完一个长达3分钟的舞蹈后，一个穿着马褂的表演者，摇扇而歌：“新年到，新年到，大家快乐又逍遥，吹吹打打闹通宵。妹妹和嫂嫂穿新衣，哥哥的大姑娘装得俏 …… ”编导者再一次借影片人物之口，向影片中的各色人物以及电影观众表达了良好的祝愿。
    当然，就拍摄计划和运作策略来看，《压岁钱》本来就是一部贺岁片。影片选定在1937年的农历春节上映，正好证明了这一点。作为贺岁片，它需要大量的娱乐性场面，同时，也需要营造足够的喜庆气氛。“拜年歌”的四次出现，就是编导者在营造喜庆气氛方面作出的努力。至于娱乐性场面，编导者可谓处处留意。对于影片中的每一个小故事，编导者都倾向于尽力发掘其中隐含的娱乐因素；尽管这个故事有可能是非常令人伤怀的。影片中，胖子穿着哥哥的结婚礼服并请人吃饭的一段，编导者便制造了许多让人捧腹的噱头；同样，医生为捡垃圾孩子母亲看病的一段，尽管看了使观众心酸，但编导者仍然没有忘记设计一些笑料：从进门到出门，医生的头不断碰在低矮的房顶上。
    传统的批评观点，忽略了《压岁钱》作为贺岁片的特性，因而无法理解影片中出现的大量歌舞场面和引人发笑的噱头；或者，把这种所谓“无聊”的电影手段，仅仅看作导演张石川个人的喜好，并予以否定，进而强调夏衍的剧作，作为一部反映了中国进步电影运动重要成果的作品，它的社会批判性及其时代内涵。  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在重视电影社会特性的同时，却忽略了电影的娱乐属性和商品属性。并且，割断了影片与当时电影观众社会心理之间的紧密联系。实际上，1937年前后的中国电影观众，当然主要是上海电影观众，主要有以下的三个原因，使他们更有理由接受一部象《压岁钱》这样的影片，既有尖锐的社会批判，还有有趣的娱乐场景，更有温暖的人间关怀。
    第一，三十年代中期，是中国的有声电影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而中国的电影观众，已经从银幕上看到了许多美仑美焕的好莱坞歌舞片，童星秀兰"邓波儿更成为中国观众心目中的天使。就象渴望建立一座中国的好莱坞一样，他们渴望看到中国的秀兰"邓波儿，渴望看到银幕上由中国人表演的歌舞。这种内驱力，是导致中国的童星胡蓉蓉和歌舞明星龚秋霞、黎明晖等人走上《压岁钱》摄影场并一展歌舞才华的重要因素。
    第二，上海的市民文化传统，从来都是通俗文化、娱乐文化大行其道的良好土壤。或许，剧作阶段的《压岁钱》是一部揭露社会黑暗、号召人们抵抗侵略的严肃作品，但是，即便夏衍本人也清楚，占电影观众主要成分的市民阶层，不会为了受到这种严肃的教育，心甘情愿地走到电影院里。相反，包括夏衍在内的大多数进步电影人，不仅深喑电影观众心理，而且能够在电影创作中熟练运用吸引观众的技巧。也就是说，有趣的娱乐场景，不仅仅是导演张石川的个人追求。是上海的市民文化传统甚至进步电影工作者的自觉意识，使《压岁钱》平添了许多娱乐性。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1937年前后，国际国内环境变得异常复杂。中国东北已经为日本侵占，亡国灭种的威胁，象一把利剑，悬挂在每一个中国人头顶上。即使身处上海的普通市民，也不可能感受不到这种令人不安的气氛；同时，国民党政府在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等领域措施不力，也使普通市民的工作和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人们正常的道德观念，正在日益堕落。正如影片中所展示的那样，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盗贼横行、尔虞我诈、贫富悬殊的世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一种温暖和亲情。《压岁钱》就是一部这样的影片，它当然不能置反帝反封的时代主题于不顾，但是，在具体的镜像话语中，它被编导者融贯了一种博大的人间关怀。故事随着压岁钱的流转而展开，一种如歌的温情不断撞击着观众的耳目。所以，在影片结尾，当扮演何融融爷爷的老演员严工上，再一次从自己衣服里摸出几张纸币，作为压岁钱送给扮演孙女何融融的演员胡蓉蓉时，人们感到的是一种恍若真实的、令人激动的、不变的温暖感情。在雄壮激昂的《救亡之歌》旋律映衬下，这种温情显得更加动人。
    需要指出的是：影片批判现实和号召抗敌的主题，并没有被融贯在全片中的温情所冲淡。相反，它把对现实的批判与对人性的关怀紧密结合在一起。影片中的杨小姐，当她依靠在银行行长身边的时候，是不屑于演唱己经被人们唱“坏”了的《舞榭之歌》的，同样，她也毫不吝惜手中的一块洋钱；但是，当银行行长的银行倒闭以后，她也成了沦落者。在一个“夏节狂欢大会”里，曾经被骄宠得不可一世的杨小姐，也不得不再次拾起《舞榭之歌》，为跳舞者伴唱。
1937年，内忧外患深重的中国人，需要一种勇气改变现实，但是，更需要一种温情，安慰他们略显疲惫的心灵。

二、救亡，重建美好人性的途径

    尽管从《压岁钱》里读出了温情，但这并不意味着影片失去了批判的锋芒。实际上，影片《压岁钱》深入地剖析了人性；在大部分篇幅中，还对人性进行了悲观的描述。如果不是现实生活中救亡运动的兴起，按照编导者的意图，对这种悲观的人性进行拯救几乎是不可能的。
    总括起来，影片《压岁钱》以一块洋钱为试金石，把社会上所有的人放在一个平面上，描绘了以下几种令人失望的人性图景；
    第一，夫妻反目，兄弟失和。影片刚开始，当压岁钱从融融手里送到小卖铺老板娘手中时，令人失望的人性图景就展开了。这一幕上演的是夫妻反目。老板对老板娘要藏私房钱表示愤慨，并以此为由头，两人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吵。最后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压岁钱被找给了来买东西的女人；遗憾的是，据说会给人带来好头彩的这一枚喜字洋钱，到了买东西的女人手里，也没有给他带来好运。与她住在一起的大娘姨，希望与她平分，唇枪舌剑以后，两人扭打在一起；接着，影片中的胖子弟弟，为了从哥哥那里得到好处，以告发哥哥的婚外情为要挟，获得了那一块压岁钱；更有意味的是：当捡垃圾的孩子拿着捡到的压岁钱跑回自己的家，等待他的仍然是一幅夫妻反目的图景，他的爸爸妈妈为了争夺“大洋钱”，拼命争吵。最后，一场大火，“大洋钱”失去了踪迹。
    第二，丈夫背叛，妻子堕落。尽管丈夫不一定总是背叛，妻子也不一定总是堕落，但在压岁钱访问的地方，丈夫总是背叛，妻子总是堕落。江东商业储蓄银行行长与交际花“密斯杨”之间的关系，便隐含着这一方面的内容；最令人伤心的还是：影片开始还和和美美的一对未婚夫妻孙家明与江秀霞，最后也走上了这一条道路。孙家明刚刚安慰好了江秀霞，就走上了一位妖冶中年女人的汽车。不多久，影片中就出现报纸的特写：歌舞明星江秀霞堕落为舞女。后来，尽管江秀霞选择了一条自主的道路，但在影片结尾处的又一次年夜饭桌旁，再也没有了她的身影。
第三，坑蒙拐骗，铤而走险。流转的压岁钱，经历了太多的黑暗与丑恶。大上海人情世态中不可告人的一面，在影片里几乎一览无余。蹭白食的年轻人，面对胖子朋友无钱付帐的尴尬，竟然一走了之；道貌岸然的中年汉子，为了一块洋钱，公然欺负小报童；老妇女以自己上吊自杀为诱饵，骗得每一笔小钱存进银行；银行仆人摇身一变，成为一个骄横的放高利贷者；为了抢钱，街头强盗明火执仗；为了得钱，工地工头仗势欺人；因为有钱，有人在舞场耍尽流氓威风；也因为有钱，罪犯在海上冒险走私生意 ……
    问题的关键在于：编导者为什么要在这样一部有歌有舞，并且不乏温情的贺岁片中，不断宣判人性的自私、残酷与不可拯救？
    三十年代中期，上海十里洋场，腐败之中透出繁华。相当多的影片捕捉住了这样的画面：夜晚的都市，霓虹灯闪烁；高楼大厦之间，车流如织。对于上海以外的所有电影观众，这样的景象和镜像都是陌生的；其实，对于身居上海的电影观众，繁华的都市也与他们没有太大的亲和力。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只有租界区的外国人以及少数“高等”华人才配享有这种繁华；对于中国人来说，上海成为一个虽然繁华但却异己的城市。在目睹繁华的同时，他们看到了更多的丑恶；尤其，当那些丑恶现象发生在自己同胞身上的时候，他们中的“智识”阶层感到了一种愤怒，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的萌动。他们把这种丑恶归结为都市文明的产物，因而，当他们激烈批判附着于中国人身上的人性缺陷时，实际上隐含着对上海都市文明的批判。醉翁之意不在酒，包括《压岁钱》在内的许多影片，在尽力描绘令人失望的、悲观的人性图景时，更是在尽力否定上海的都市文明。
    这样，影片编导者或许隐隐觉得，只有把拯救人性的途径，与抗日救亡运动结合起来，才是真正有效的举措。因为，只有改变中国人的生存处境，尤其改变上海的殖民地都市形象，才会真正改变都市中变态的人性，恢复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关系。如此，我们便可以理解，影片快结束的时候，压岁钱被缉私警察装进了帆布袋，结束了它的旅行。下面的画面是意味深长的：黑色背景里，各种大拍卖、大减价的条幅广告堆挤在一起；在进行曲式的音乐中，飘起了白色的雪花。它的隐喻功能体现在，它非常恰切地表达了编导者对人性图景的失望情绪，以及渴望远离都市及其芸芸众生的感伤心态。
    在对人性图景和都市文明进行彻底的否定之后，编导者不再运用写实的手段，而是把充满诗意的声音和画面进行不断地组接。—— 在各种形式演唱的《救亡之歌》歌声中，棋迷、劳动者、写作者、女工以及时髦女郎等等，都在分别驻足聆听：甚至，聆听者只是一个男人的剪影。随着一架收音机的特写，镜头摇开，何融融坐在爸爸膝盖上，和着歌声的旋律，用稚气的声音唱起了《救亡之歌》。在这些镜头和画面中，人们不再为了金钱而你争我夺。仿佛，一首《救亡之歌》，不仅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而且过滤掉了人性中所有丑恶的因素。
可以看出，在影片《压岁钱》里，一方面，编导者希望通过救亡，重建美好人性；但另一方面，编导者也只有用这种颇带浪漫主义的方式，挽救他们心目中濒临分裂的人性图景，宣告殖民地都市文化的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