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开动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
        我知道我将永远离开这座故乡的县城。当母亲的坟墓依靠着父亲的坟墓，全都静静地躺卧在童年必经的稻田，我的心已经孤单得像一阵莫名的风；而当我拖着全部的创痛把自己送往遥远的西北，也只是为了一个人。那是1989年的秋天，23岁的我，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叨了千遍的名字：赵俊贤。
        赵俊贤是我的师父。
        偶然改变着命运。1988年12月，刚从大学毕业回到家乡不到半年，我已经无法理解作为一个农村中学教师的无为和赤贫。正是在偶然之中，竟获得一本研究生招生简章，信手翻看时便被一家名为“西北”的大学所吸引。“西北”二字内蕴的苍凉感，正合此时此刻失意者莫衷一是的颓唐心境。在西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一栏里，我看到了“赵俊贤”三个字。
        复习考试的艰辛不必提起，真正的困苦却在考取之后。在80年代末期的中国，选择离开一个单位，所能遇到的阻碍和无奈，远远超出一个无依无靠、涉世未深者所能想象的最大限度。放弃一切都是必须的，包括放弃仅有的自信和自尊，如果放弃能够换来自由。然而，即便是放弃，也无法让你选择。正是在困兽倒地、万念俱灰的尖峰时刻，我得到了唯一而又最为关键的鼓励：从西北大学，寄来了导师赵俊贤的亲笔信。信的内容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导师来信。后来我才知道，正当我在家乡饱尝社会的不公与人性的黑暗之时，导师不仅非常关切地给我写了信，而且准备在特定情况下飞来南方，屈九朝古都堂堂教授之尊，跟县城衙门据理力争！
        我不是一个善于表达感激的人，尤其是面对宽厚的父辈。父亲的早逝，不仅让我无法体会父爱的隐衷，而且学习不到人子的要诀。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跟导师说过：从18年前接到那一封信开始，我就在心中把导师当作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