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拿到江苏教育出版社的“电影馆·导演系列”，最想看到的还是丛书主编焦雄屏的总序。尽管此前已经阅读了这位“台湾新电影教母”的诸多宏文，并在拙著《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中将其历史地位与侯孝贤、杨德昌和王童等所代表的台湾新电影编织在一起；但当我面对这篇撰写于2004年年底、运用简体汉字印行的丛书总序《期待另一个辉煌的电影年代》时，仍然又一次被深深地触动了内心。这就是焦雄屏与她的“电影馆”，一种似乎永远都不会消逝的热爱与激情。

            曾经有一段时期，为了在京城找到台湾出版的远流电影馆丛书，总会不时地骑着自行车，从早到晚地辗转于各大书店；却又由于定价高昂、囊中羞涩，常常摩挲着那些好不容易觅得的珍宝，顾影自怜。那时总想，能够坐拥这套规模宏大、底气深厚的电影馆丛书，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台湾新电影开始波及内地，第六代导演也在地下跃跃欲试，侯孝贤成为众口铄金的名字。更为有趣的是，只要是电影爱好者，总是言必称安哲鲁普洛斯、塔尔可夫斯基和基耶洛夫斯基。现在看来，远流电影馆丛书不仅影响了台湾的许多青年投入电影，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内地青年接受电影的方式。

            现在，本着深耕电影文化和促进中国电影的历史使命，“电影馆”经由江苏教育出版社与焦雄屏的策划和主编进入中国内地。“电影馆”终于开放，要跟尽可能广大的中文读者对话了。在总序里，焦雄屏强调，“在那个年代”，远流版电影馆是“一股清流”、“一种异数”；“那时的电影人”，也“不以谈美学不谈电影市场为耻”、“愿意真诚地为电影文化付出”。确实，那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理想主义的年代，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对电影艺术和电影文化满怀憧憬与期待。但在二十年过后的台湾以及十年过后的内地，“电影”发生了几乎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知识分子”也已经习惯于借助体制和市场的权力。接续着台湾新电影而死亡的，也有内地电影本已稀薄的人文精神。

            正是在这种令人郁闷的环境下，江苏教育出版社和焦雄屏的“电影馆”开张了。这种登场亮相的姿态，颇有点独自怀旧的味道。就像一家门可罗雀的电影院，还在为仅剩的一二知己津津有味地放映着英格玛·伯格曼的旧片。诚然，在“电影馆·导演系列”的崭新书目里，还陈列着科恩兄弟、彼得·威尔、库布里克、马丁·斯科塞斯、蒂姆·波顿甚至斯皮尔伯格的名字，但这些曾经为全世界爱好电影的“碟青”们崇仰的精神领袖，大多也已不再“叛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