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电控学院(葫芦岛校区)大三学生彭桂林，一个坚韧的重庆小伙。

好心的辽工大彭桂林的同学们一边和彭桂林倾心谈心，一边慢慢地喂彭桂林吃饭，同学们的深情厚谊让彭桂林感动不已。

可当记者找到他时，看到的却是更让人心疼的情景——长期营养不良和生活重担压垮了这个阳光、坚强的男孩，他患上了“星形脑细胞瘤”。

他的痛苦父母只能救一个，选谁？

彭桂林是重庆大足县人，一家就靠种地维持生活，虽然家贫但他一直品学兼优。高中时，彭桂林就在课余帮别人擦皮鞋挣学费，还要接济家里。

高考结束不久，彭桂林的父亲因身患肺气肿、心脏病等多种重病而住院,母亲因高血压导致脑溢血病发，家中实在无力医治。医院被他的孝心感动，同意继续治疗，但父母中只能给一个人减免医药费，他挣扎了许久，最后选择了救母亲。

就这样，2005年，在彭桂林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第三天，饱受病痛折磨的父亲去世了。之后，母亲也因脑溢血复发神志不清瘫倒在床。

    渐渐的，母亲的重病让医生和旁观者都感到毫无希望，但就在大家都准备放弃时，彭桂林毅然地选择坚持为母亲治疗。医院再次被感动了，答应为他的母亲减免部分医药费。

他的坚强

    打工每月寄1800元给妈治病

2005年，彭桂林刚踏入校门，他就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份家教。他没日没夜拼命挣钱，做过许多勤工俭学工作，同时做三份家教。入学3年来，彭桂林没有回过一家，他说：“我不能回去，我要把省下的路费给妈妈治病。”

有时，他一天就能挣200多元钱，自己却只舍得吃一袋泡面或一个馒头。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实在挺不住了，他就冲剩下的方便面调料喝。

彭桂林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妈妈是我心中的一片天，如果这片天没有了，我可能会撑不住的。”

    即使生活艰难，彭桂林的学习成绩依然十分优秀。在2005-2006学年，他还获得了国家二等奖学金和校三等奖学金，并被评为校十佳贫困生。2006-2007学年，他又获得了国家励志奖学金和校优秀学生干部的荣誉称号。

他的担心

    “我病了妈妈今后怎么办”

2007年11月28日，彭桂林突然全身抽搐口吐白沫，被同学们送往医院，11月30日被葫芦岛市医院确诊为“星形脑细胞瘤”。听到这个消息，彭桂林呆呆地看着天花板，他说，当时他的大脑一片空白。而他醒过神来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今后妈妈怎么办？

在全班同学帮助下，彭桂林被送到中国医大一院治疗。目前，医生们有两种观点：一是同意彭桂林患的是“星形脑细胞瘤”；另一种意见是急性脑膜炎。

12月9日，彭桂林被同学们接回了学校，专家说，彭桂林只有22岁，开颅手术不可取，让他回去保守治疗三个月后再回医大一院复查。

由于切片检查结果还没出来，还不能确定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彭桂林说，他像是走在钢丝绳上的人，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掉下去。

如今，在辽宁工大校园里，同学们在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号召全校学生为彭桂林捐款。他们还通过网络和其他媒体的宣传把一封封倡议书发给了更多人。同学们坚信：在爱心帮助下，彭桂林一定能早日回到母亲身边。

    彭桂林感动地说：“有这么多人在帮助我鼓励我，我没有理由不坚强地活下去。”

昨晚，记者再次与彭桂林通了电话，电话中他告诉记者说，由于脑部受压迫有时会感到头晕，他的床铺已经从上铺搬到了下铺，他说：“我真希望自己能快点儿好起来，现在就连学校的除雪活动我都不能去参加，我还有好多的事情想做啊……”

爱，永远是这个世界最有力量的东西。对母亲的爱，让彭桂林选择不放弃给重病母亲治病，他拼命打工挣钱、宁可饿肚子也要保证每个月按时给母亲寄去医药费；对社会的责任，让彭桂林能够坚持保证学业的优秀；而同学们为他奔走捐款，更是这个社会更多人对彭桂林美好品质的最好肯定和支持。感动之余，让我们为彭桂林做点儿什么，为了那些美好品质的坚持和散播做点儿什么。

这个大学生是不幸的，家境贫困，父亲病故而母亲瘫痪在床，接着自己又身患重病；这个大学生又是坚强的，用自己柔弱的双肩勇敢地承担起为瘫痪母亲治病的经济重担。毫无疑问，他的不幸和坚强，是当前个别弱势群体生存现状的一个缩影，再一次以直观的现实，让我们震撼于这些人处在困境中的无奈。

    对此，公众从来不乏济危扶困、救助弱者的热忱。相信，面对大学生们发出的呼吁，面对如此坚强的孝子，大众必定会纷纷解囊相助。而在媒体的跟进下，社会的募捐热情也会被全面“激发”起来，帮助他渡过这一生存的难关。然而，即便这个孝子因为公众救助而脱离困境，也不具备普适意义。毕竟，公众的爱心，带有随意性和一定的偶然性，注定不能成为所有弱势者的“救命稻草”。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政府有责任对每一位处于困境中的公民实施救助。或者可以说，弱势者面临生存的危机，首先想到的应是政府，而不是公众的爱心。可是，在困境中，弱势者们有的向富人求助，有的寄希望于媒体报道，还有的给政府高官写信……很少有人向政府部门提出要求——— 如此种种，反衬出公共救助体系中一种特殊救助制度的缺位。

    在笔者看来，在当前境况下，政府部门的当务之急，应从体制入手，着手建立一种由政府主导的应急救助机制，救助成本由政府财政和社会捐款共同承担，当公民遭遇急难时，立即启动这套制度，按照制度的要求迅速展开救助。

    制度的“呵护”，远远比公众的公益热情要可靠得多。只有建立了相应健全而到位的特殊救助机制，才能给特殊的弱势个体一个起码的安全感，以保障其基本的生存权。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坚强孝子”的故事在感动社会之后，能尽快推动公共救助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综合<辽沈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