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王石范美忠为何与众不同？

方泉

上月民众自发抵制那家法资公司时，白岩松与众不同地反对。认为那是非理性的，是同时损害中国员工和中国供货商利益的。好像我们大多数普通人不明白这种道理似的，但当那么多法国政客和法国民众肆无忌惮地支持藏独且藏独分子攻击我们残疾的火炬女孩时，我们普通民众又有啥法子表达我们的不满呢？我们知道支持藏独的那家公司的大股东也未必在乎我们的抵制（后其声明未支持藏独），甚至抵制可能更损害同胞的利益。但面对非理性的对立行为我们怎能“理性”下来？你谦谦君子 白老师是否能给大伙儿指出一条表达愤怒的“理性”的方式？比如你组织大伙儿签名，或你带大伙儿去派出所申请示威？真的，当你说出“与众不同”的反对意见时，你可否给我们找出一条“理性”的出路？

汶川地震，举国同悲，社会各界倾力赈灾。我一向敬重的登山前辈王石又“与众不同”提醒员工捐款“以10元为限”，并且他执掌的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也才捐出区区220万元。当然在舆论压力下王石很快道歉说“在不恰当的时间说了不恰当的话”，并且将公司捐助追加到1亿元。

王石“与众不同”的言行当然也有道理，却是泊来的道理。据笔者所知，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特大灾难时，名人、企业和企业家一般都象征性的捐一点钱。比如这回纽约州长和州议长大张旗鼓地组织为中国地震捐款他们自己每人只拿出一百美元。是人家“抠门儿”吗？不是。慈善文化早就深入人心，虔诚的基督徒一般每年都拿出收入5%以上的份额捐给慈善事业，而多数企业特别是私人企业每年收入的一定比例都是用来公益事业的，一些知名的企业家如比尔盖茨都用自己的钱建立慈善基金会。一句话，人家慈善捐助机制很发达。应对王石所谓“常态”的灾难早有“常态”的实力足够组织和资金了。并且西方理念中向弱者施助也一定考虑受助者的自尊，绝没什么多少有些“斗富”色彩的排行榜。但那是在西方！中国呢？……因此王石与众不同的言行岂止是“在不恰当的时候说了不恰当的话”？是没搞清自身是“恰当”在哪的人？是没搞清自己在转轨时期的中国成为今天这样举足轻重的人物有多少“恰当”因素？又有多少“不恰当”因素？

我以为白岩松和王石都是我们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精英。但精英之所以出众卓群，除了有好口才和盖几栋好房子之外，还因为更多的利用了公共媒介资源，并且在这公共平台上表现出了符合大多数公共利益和倾向的言行，甚至可以说符合了“三个代表”。一句话，你的“与众不同”是在公众认同基础上的“不同”。而脱离公众认同的“与众不同”一定是“为了与众不同而与众不同”，一定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的自我膨胀！

但我还是对白岩松王石的直抒胸臆保持钦佩，特别是对王石知错即改投以赞同，并且在此愿帮王石澄清网上对他攻击的“不实之词”：比如说王石儿子王科搞过豪华婚宴，就我对他的还算近距离的了解，他根本就没儿子；再比如他爬过的几座雪山动辄就是上百万元的花销，就我自己五年多的登山经验，那些网上臆断的费用大多得减掉两个零，至少得减去一个零。

而对那个无耻教师的“与众不同”则倒吸一口凉气。都江堰的那个青年男教师范美忠地震时利用有利位置第一个跑到操场，不但不对学生施救，还“与众不同”地声称：“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会不管的”。作为堂堂北大的毕业生，他可能也能为自己的言行找到理论根据。比如三十年前其著作发行量仅次于《圣经》的哲学家安·兰德，就主张“合理利己主义”的“自私的美德”；反对“舍身取义”的“自我牺牲精神”。但那都是有条件的。像这位无耻教师地震中的表现也可以理解为自私的本能，而理直气壮沾沾自得地说出如此惊人之语，恐怕是自私本能已滑向天良丧失的地步了。既然只在乎自己的女儿，那么除他女儿之外，大伙儿都别理他了，相信他女儿成熟后也不会爱理他。

“与众不同”：从白岩松到王石到无耻教师，愈演愈烈；自以为是的“与众不同”，可以转化成“标新立异”，转化成“哗众取宠”，转化成“哗众取骂”，但绝不允许转化成“沦丧天良”！

我们在家里都充当着儿女、父母、兄弟、姐妹的角色，但一走出家门便是公民角色。而群居的社会公民，一定是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原则组成的，一定是要担当公民责任和义务的。社会当然允许和包容各式各样的“与众不同”，但在公共平台上发言特别是掌握公共话语权者，想“与众不同”时更应深虑自己的公民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