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抒从杏子刚刚开始上市那会儿就开始害相思病，现在水蜜桃都下来了，她的相思病还是不见好。她那副可怜模样真的就是中国古典小说里写的那种害相思病的模样，肌革锐减，忽忽迷迷。我们俩一起出去吃饭，白白地为她这个半路出家的穆斯林要了全是非猪肉的菜，她刚吃两小口就说饱了，吃不下了，那怠慢的态度简直是对满桌美味佳肴的污辱，气得我只好一个人埋头猛吃，争取把她那一份也吃到我的肚子里去。她走路大睁着眼睛，可是什么都看不见，正前方地上有一洼水，她毫无躲闪的意思，义无返顾地就踩了进去。她还像从前一样爱说话，可是常常说着说着不知从哪个瞬间起就走了神，开始发楞，我跟她说话她也听不见了，我就用手推推她，让她醒醒，她这才一下子回到现实中来，不好意思地笑笑。她睡眠严重不足，吃美利宁吃脑白金吃安定，无论吃什么都睡不着，两个眼眶周围总是有两个黑圈圈，像涂了深色眼影。

　　李洁抒这段日子最讨厌人家说她有才华。因为她是这么认为的：一个女人如果漂亮，别人就会直接夸她漂亮；如果不漂亮，别人就会退而求其次地夸她气质好；如果气质也不好，别人还会夸她有个性；当然啦，要是连个性也没有，那就只好夸她温柔；要是没有温柔可夸，那就只好夸夸她善良了；最后要是连善良也没的夸了，那就只好夸她有才华。

　　她处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只希望自己漂亮，哪怕除了漂亮，一无是处也行。

　　李洁抒和我商量，既然没人夸我漂亮，那叶如意就拜托你夸夸我吧。我说，也没人夸我漂亮，那咱们俩以后见了面就互相夸吧。

　　得了相思病的李洁抒几乎每天都写诗，这时候她也只有靠写诗才不致于让自己发疯。她专趁老古不在家或睡熟之际才写，有时老古下楼买馒头了，或者去洗刷间了，她也要掏出草稿来写上两三句，简直像地下党那样艰苦卓绝。据说这一阵子她一天最多写过六首诗。她的诗不像从前的诗那样写出来就拿出去发表，这些却坚决不拿给任何人看，连我也不让看，她甚至说她暂时也不想拿给某人看，要等到写的数量足以出版或装订成一本诗集的时候，无比郑重地送给他。她把让她害相思病的那个男人称为“某人”。她说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她永远不会说出他的名字，只有守住这个秘密才能够相处得长久，才能够不被外界伤害，她说她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但是她要为对方的利益着想，真爱一个人就要多为对方考虑——这也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我表示理解。她把还在写着的尚未整理的诗歌草稿暂时放在她的小皮包里，那小皮包她走到哪儿就背到哪儿，连上楼来我这里借开水都是背着上来背着下去的。每首诗先从草稿整理出来然后再打印了最终就锁到一个带花纹的红漆剥落的木盒子里去，那盒子是她姥姥年轻时用来盛梳妆用品的，虽然那盒子的钥匙她时时刻刻带在身上，但还是神经质地担心老古会趁她不在家时把那盒子撬开来。她和我一起逛街买衣服，逛着逛着突然就心神不宁起来，非得马上回家不可，说她出来久了便担心那放诗的木盒子不够安全，我说，就算是老古看到了又能拿你怎么样，她说，他会拿刀劈了我，让我出征未捷身先死。后来她干脆把那盒子捧到我这里来保存着了事，于是以后每当新写出一首诗来就上楼来我这里存放——我说我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结婚了，这木盒子要是让我丈夫出于好奇撬开来把里面你写给别的男人的情诗偷看了，当成我写的，那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恐怕还没等到我解释清楚，菜刀就劈过来了，我就成了冤死鬼，到时候你可要替我平反昭雪并开个隆重的追悼会呵，还要追认我个荣誉称号。

　　我对老古哪天上班比对我自己哪天上课还清楚。只要老古一上班去了，我就想给李洁抒打电话，要么递交个倡议书鼓动她上来，要么打个报告申请我下去。我的电话打过去，李洁抒用一种跟往常很不一样的热切温柔的声音说“喂——”，那声音热切得像漫天大雪，温柔得如同河底蜿蜒飘摇着的水草，不像是从声带发出来的，却像是从灵魂山洞的最幽深处弥漫出来的了。我说，是我。一听出是我，那边就像是从梦中一下子醒过来一样，声音变得立刻僵硬了不少，她说，嗯，是你呀。我说，不是你等的电话，是不是很失望呀？她那边就一边笑一边故做正经地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后来我每次给她打电话，只要听到她在那边用热切温柔的声音来接，就总是要先表示一下歉意，我说，对不起，是我，很抱歉，是我，真不好意思，是我。

　　有一天李洁抒终于跑到我这里来又幸福又无助地嚎啕了一场。哭完了，她对我说，我想他。我说你想某人就对某人去说。她说，我已经说了。我问，某人也想你吗？她点点头。我说，那不就行了么，你们互相思念，一块害相思病，你还哭什么？她说，可我就是想他。我说，你是想见他却见不到他吧？她说，我如果想见他，那么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能至少在公共场合见一次面，可是见到他我也想他，老想老想，想得都活不下去了，怎么办啊。我有些诡谲地对她笑着说，你是不是觉得光想还是不够的？她老老实实地点点头。我以一种勇往直前但异常低沉的口气说，那就去找他，去行动。她定定地望着我，我知道她还想听我继续说点儿什么——一个深深陷入爱情的人多么可怜哪，在汪洋之中天天等着一根稻草来搭救，情急之中把我这样一个二十八岁还结不了婚的人生破败的女光棍都当成了导师——我也同样定定地望着她认真地说，我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坐了一会儿，她要下楼回自己家去了，于是跑到洗刷间用凉水把脸上的泪痕洗了，抹上点儿我的宫灯杏仁蜜，这样可以让老古看到她还是很正常的样子。我说，你可要注意，别在夜间睡觉时说梦话说出那个人的名字来，既然某人是我们身边的一个人，让老古知道就不好了。李洁抒说，我已经说梦话喊那个人的名字把老古吵醒过一次了，老古老问我喊的那三个字是什么。李洁抒说到这里忽然低下头去，停顿了一下，表情不太自然地解释说，那个人是两个字的名字，我喊的时候在后面加了个语气词“啊”。她接着说，打那以后我就借口失眠每天到门厅里睡沙发了。

　　我送她走到门口了，她又转过身来嘱咐我，我不告诉你某人是谁，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知道了他是谁，或者你自己凭直觉猜出了他是谁，也许此刻你正在猜出他是谁，不管怎么样，你都别告诉我，别让我知道你已经知道了，你在我面前要装着仍然不知道永远不知道，行么？

　　我说，看来我认识某人了？

　　她没有说话，算是默认了。她接着说，就是有一天事情不幸泄露，别人在议论我和他如何如何，你也仍然要装出在这之前什么也没听说过的样子，而且还要为我们使劲辟谣，好吗？

　　我说，那当然，你即使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我一定要替你辟谣，要是谣言惑众，实在辟不了，我火了，就会对大家这么说：你们冤枉李洁抒了，那件事其实是我叶如意干的。

　　说到这里我们俩全都笑起来，像狂风中的小树那样都弯下腰去了。可是李洁抒先收住了笑容，又严肃起来。

　　她又说，你答应我，我给你讲的一点一滴，你都不要说出去，好么？

　　我说，那还用说么。

　　她说，永远不说，行么？

　　我说，我保证什么时候也不说。

　　她继续说，到死也不说，好吗？

　　我说，到死也不说。

　　她接着又板上钉钉地说，就是死了以后也不能说。

　　我说，死了以后就是想说也没法说了。

　　她说，那我就放心了。

　　我说，你尽管放心好了，我死了以后，连我的骨灰也会守口如瓶。

　　最后她有些害羞地说，哪天我得罪了你，你我成了仇人，你也不会说，是么？

　　我点头。

　　就是哪天我和某人分了手，你和某人相好起来，你也不会说，是么？

　　我又点头。

　　还有，你不会这样吧：先忍不住对别人说了，然后再嘱咐人家，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了，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呵，永远别说呵——你不会这样吧？

　　我一下子让李洁抒这一大通绕口令似的话给搅糊涂了，她这到底是说了些什么呀，累得我直想发火，我只是一个劲地点头又点头，最后晕晕乎乎地冲她嚷道，我说不说，就是不说，不说就是不说，有人给我十万块钱我也不会说的。

　　李洁抒马上像抓住什么漏洞一样，又说，给你十万块钱你不说，那要是有人给你十一万块钱你就会说了，是么？

　　我同情地望着她，不知说什么好了。

　　我说，我真的不会说出去的，你一亿个放心好了，如果我憋得难受，我就跑到操场上去挖个坑，对着那个坑说出来，然后用土埋上，上面再压块砖头。

　　可是紧接着李洁抒像给幼儿园小朋友讲故事一样讲了个故事给我听：从前有个国王，长了一只驴耳朵，一个理发师给他理发时发现了，国王告诉他不可外传，否则就杀死他，这个理发师自从知道了这个秘密，成天惶惶不可终日，害怕不小心说出去要招来杀身之祸，他有一天实在憋不住了，就跑到山上挖了个坑，对着那坑说出了这个秘密，然后用土埋得严严实实，可是来年春天，那里长出一棵树来，树上长着许多小铃铛，每个小铃铛都发出这样的声音：国王长着一只驴耳朵，国王长着一只驴耳朵……

　　我听李洁抒讲完这个我早就听过的故事，彻底绝望了，对她说，我看你还是现在就杀死我吧，立刻动手，这样你就放心了。

　　她不理会我，而是继续说下去，你对你屋里的沙发也不能说，对你书架上的那个地球仪也不准说，对你厨房里的抽油烟机也不准说。

　　我想我这个叫李洁抒的好朋友一定是疯了。

　　她还想继续嘱咐我，我用嚷叫忍无可忍地打断了她：你如果再这样往死里嘱咐我，把我嘱咐急了，我就要出去说了，非说出去不可！非说出去不可了！

　　她见我烦了，这才低下头去，不再说话了。

　　我很为她这种紧张精神状态所带来的神经质担忧，拍了拍她的肩，要她多多保重，赶紧回家吃上安定睡上一大觉。

　　这是多么劳累的爱情啊，这样的爱情能积劳成疾，能让人椎间盘突出。相比之下我的爱情就轻松多了，我的爱情全是规范的、不越轨的、被允许的、遵纪守法的爱情，所以我永远也成不了诗人。

　　根据各种点滴信息综合起来分析，让李洁抒害相思病的这个男人应该就埋伏在我们中文系。这个还不知道是谁的人如今像颗定时炸弹一样就埋伏在我们身边，随时准备爆炸，或者像二战期间日本法西斯埋藏在我们领土上的某些地雷或炸药那样，可以整整五十年默无声息，但在五十年之后突然被挖掘出来引爆，成为日本侵华的又一证据。我知道系教学秘书的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全系教师状况一览表，上面有每个人的出生年月。有一天我找机会坐在了她的桌前，开始浏览那张特别大的表格，系里任现职的教师一共有96人，其中男教师50人，现在这50人全在排行榜上，我先把比李洁抒小的排除，这样排行榜上剩下45人，又把比李洁抒大十二岁以下也就是四十二岁以下的统统排除，这样排行榜上还剩下30人，我再把将要退休的排除，最后排行榜上剩下26人——那个人就在这26人里面！可是这样搜索面积还是太大，于是我又大胆地将这里面五十岁以上（含五十岁）的排除，终于在四十二至五十岁之间只剩下了12人，在这十二人中我又更进一步地缩小范围，把李洁抒平日言谈中表示过无缘无故厌恶的人排除，排行榜上还剩下10人，再排除一个胃癌患者，再排除一个面白无须者，再排除一个老光棍（从李洁抒谈话中我认为那人一定是已婚的），这样排行榜上就只剩下了7人。我认为那个人不会漏网，一定就在这七个人之中。我盯着这七个人的名字盯了很久很久，究竟是谁呢？忽然我想起李洁抒说过那个人的名字是两个字，这七个人里面有四个人的名字是两个字的，也就是说又淘汰掉三个，还剩4人。那么这个人就在这四个人里面了。可是我又突然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李洁抒起初不小心说出这个人的名字是三个字，后来为什么又特别强调这个人的名字是两个字了呢，她如此神经质地怕我猜出那人是谁，所以才要煞费苦心地声东击西吧——我突然断定这个人的名字一定是三个字的而不是李洁抒说的两个字的，那么这样就好办了，我的心狂跳起来，就像盗墓的人在黑暗艰苦的挖掘之后正一点一点地接近终点，到达那埋着稀世珍宝的地方，甚至已经感觉到了它们从冷森森的千年地下隧道那头散发出来的幽幽光泽。一定是三个字的名字，一定是的，那么现在只剩下3人了！一个是林之瞳，一个是杨意允，一个是王海洋。排行榜上只剩下了这三个人，可是谁排在最前面呢？从李洁抒盼电话这个细节可以断定某人住在校外的可能性很大，可是林之瞳杨意允和王海洋全都住在校外，在这三个人中我实在分不清应该是哪一个了，再说啦，这三个人在我心里的确是半斤八两。林之瞳在我看来那么虚伪。杨意允又是个腐儒，他研究《水浒传》，每年都要去水泊梁山朝拜朝拜，刚刚出版了一本叫《〈水浒传〉遗注》的书，比《水浒传》还要厚，谁要是说《水浒传》或施耐庵的一个“不”字，那就等于挖了他家的祖坟，他能扑过去和人家拼个你死我活。再说那个王海洋，乍一看上去是个糊里糊涂的人，糊涂到连他自己家的电话号码都记不住，常常要到系秘书那里去查，但他总是往外糊涂不往里糊涂，就像菜市场的小贩给错了斤两，从来都是给少了而不是给多了，要是找错了零钱，基本上都是少找给人家了而不是多找了，有一次过节系里每人分了一桶精装的色拉油，一模一样的塑料桶一模一样的商标，整整齐齐地排在系会议室的地板上，他王海洋站在那排油桶的尽头，俯下身去，歪着头，眯起一只眼来，用另一只眼瞄准测量，观察哪一桶里的油更多一点，经过多次反复，最后他终于挑选了倒数第一排从东往西数第三桶油拎走了，据当时在场的人说，他挑选的那桶油之所以显得比别的油显得似乎多一点点儿，只是由于水泥地板不怎么平，放那桶油的地面刚刚高出那么一点点儿来！林之瞳杨意允王海洋这三个男人都够呛，其实，在我看来我们中文系没有一个男人是可爱的，在我的眼里他们应该全军覆没才对。

　　李洁抒每隔几天都要到我这里来情不自禁地谈谈某人，她没法不谈，但又没法真正地谈，她想让我知道什么，但又害怕我知道了什么——我懂得她这样做的原因是由于谨慎和对某人的尊重，而不是不信任我这个最好的朋友。她总是不能具体地谈论事情，而是像每学年刚开始时所有课上都讲的绪论那样笼统而概括。我说，他到底哪里可爱呀？她说，我爱他的灵魂。我笑起来，灵魂是什么样子的，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人的灵魂。我又问，那个人长得好么？她很肯定地说，好。我说，是美男子？她红着脸嗯了一声。我真感到不可思议了，难道我们中文系还有美男子么，真是奇怪，怎么这么多年了我竟没有发现？是林之瞳么，林之瞳今年四十七岁了，长得像个螳螂；杨意允呢，四十五岁，哎呀呀，长得像恐龙；那个王海洋么，像个死面馒头，和面时忘了放酵母，蒸出来死死的硬硬的，不开瓤的样子。我说，天底下竟有让你这么爱的人么？她字字珠玑地说，如果需要的话，我愿意为他去死，愿意替他去坐牢，愿意和他一起去流放，愿意为他终生蒙冤受屈。我说，你是个受虐狂呵你？

　　李洁抒对我说，她突然觉得文学其实一点儿都不重要，文学也许什么都不是，人没必要让文学异化，被文学熬制成果酱，生活本身才是最重要的，还说现在她不要文学也能无比快乐地活下去了。我听了直笑。过去她和那个外省小和尚热恋时也这么说过，简直一字不差。她和那个心理学家恋爱时没准儿也这么想过的。我知道不出三个月她就要一百八十度转弯，该这样说了：我终于明白，除了文学，我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只有写作可以拯救我，不写作我就会死掉。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在等着李洁抒，我十分清楚没有爱情是长久的，尽管如此，我还是为她高兴，为我的闺中好友正在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而高兴，在这个世界上谁恋爱了我都会为他（她）高兴，一个人在喜欢另一个人的时候发现那个人同时也在喜欢着自己，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呀，简直该庆祝。

　　老古到社科院在外地办的函授班上课去了，这一去就是二十天。李洁抒一个人闷在家里天天在等某人的电话。她什么也不做，成了个专值电话员，像在总机值班。她一到了外面就想急急地往家里赶，仿佛家中的炉子上有一壶正在烧沸的水让她那么着急，只有回到家里坐在电话机旁她才能安心，电话机成了她的另一个心脏，恐怕就是发生了地震她也不愿离开电话往外跑。她的时光分成了两部分，有某人电话的日子和没有某人电话的日子。我从她脸上就能看出这天有没有电话，她的脸像月亮那样有阴晴圆缺。有一天半夜里她打电话给我，我刚拿起电话她就在那边大哭起来，她说某人已经整整六天没给她打电话了，她说她不想活了。我安慰她，说某人可能正在和他夫人在一起或者外出了，打电话不太方便，再说你也可以给他打嘛。我心里想，如果那人是本系的同时又住在校外，大家都不坐班，或者碰巧一学期没课，见面自然就不会太容易了，不过一星期怎么也是可以见上一次半次的，平时呢那就只好靠电话联系了。又过了两天，李洁抒再次哭着对我说，某人仿佛从这颗星球上消失了，打过去也没人接，她真的活不下去了，如果这样子总是接不到电话，她顶多还能活上三天。这次我没有安慰她，而是开始替她大骂某人，我说他明明知道你日日夜夜在等他的电话，却不给你打，可见太不体贴，实在不是个东西，他真的想打，就是在南极洲也会想方设法打过来的，如果一个男人对你说“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可是他没有打，那么——他没死，也没丢号码，也没忘了这事——就只有一种解释了，那就是他不想给你打。我替她狠狠地骂了几回某人，是想让她别把那么个人放在心上，别再继续折磨自己，她现在看上去已经面黄肌瘦，像一盏快要熄灭的油灯。我骂这个本来与我无怨无仇的男人，这个还闹不清楚究竟是谁的某人，骂他这骂他那，就差骂他是为人类所不齿的臭狗屎了。可是我骂完之后的第二天一大早，李洁抒就喜气洋洋地跑来说某人刚刚给她打了电话，接着又说起了他的种种好处来，还说他夸奖她的头发了，说她的头发像夏天的夜晚——我很生气，我这算扮演了个什么角色呀，于是觉得自己是个傻瓜，仿佛被李洁抒和某人同谋耍弄了，我骂某人成了我为自己的利益去骂的，成了我的不是和罪过了。白白做了恶人。可是当李洁抒下一次又来找我流泪诉说接不到电话的时候，我又结结实实地替她把某人骂了一顿，以示安慰。

　　两个在物理距离上很近、从前可以经常见面甚至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天天见面的人如今却变得非得用电话联系不可了，失去电话这个媒介物就成了《阳关三叠》那样的离别，这真是够奇怪的。李洁抒说，我也不知怎么回事，我在电话里觉得他很近，那么想见到他，当见到他时却觉得他比电话里那个人稍稍远了一点，我似乎更适合在电话里恋爱，对于我来说，语言永远要比行为更生动，我是一个被自己吐出来的语言之丝紧紧包裹起来的蚕，我大概永远都咬不破这个茧了。我说，你们是电话情人，这也不错，你们应该感谢贝尔，是他发明了电话。

　　我只要和李洁抒在一起，她就必谈某人，像祥林嫂唠叨阿毛那样一遍又一遍，而且神情凄婉。我在厨房里炒豆腐，她就站在我屁股后面谈，害得我把半瓶醋当成酱油倒到锅里去了，我说这样一锅酸豆腐怎么吃呀，她一边尝一边说，我吃着挺好嘛——我想，害相思病的人食不知味，酱油和醋可以划等号了，恐怕就是倒上汽油她也吃不出来了。我上厕所，她就跟到卫生间里去和我谈某人，害得我没有了当初的打算，提上裤子又出来了。有一次我在写信封的时候她也在旁边谈某人，害得我把“某人”这两个字写到信封上去了，某人先生收。李洁抒也觉出了自己的偏执和病态，所以她每次谈他之前，都向我表示这是最后一次谈他了，真的是最后一次了，无数个最后一次之后弄得我终于开始恨起某人来了。我本来在这件事情上是支持李洁抒的，但是我愿意看见她快乐，情思飞扬，不愿意看见她总是这样一副悲悲戚戚的模样，像个被冷落在长门后宫里的宫女，那个某人一定是不够好才使她这样，一个优秀的男人不该让一个正在与他相爱的女人这样。渐渐地我认为李洁抒每谈他一次都是一次心理强化，还不如不谈，就像在沼泽地里为了避免陷得更深还不如不挣扎的好，我认为那个男人是一枚沾着毒药的钉子扎入了她的血肉，现在到了必须要咬着牙不顾疼痛地把他拔出来的时候了。我说，你以后不准再谈某人了，我恨他，一听到“某人”这两个字，我就火冒三丈；李洁抒说，我不谈了，我也恨他，像恨你的家具一样恨他，我一听到你的家具也火冒三丈——有那么三五次我和向北去各个家具城转悠着看家具，李洁抒恰好那时候找我没有找到，打那以后她就常常表示出对于我那莫须有的家具的痛恨，只要一有机会就倒打一耙过来。我说，现在在你心目中某人甚至都比我重要了，比如，我无数次夸奖你的头发好，你都不放在心上，他一旦说你的头发好，你就那么当成回事，真是气死我了！我这么对她说的时候，竟有点儿莫名的怨恨。

　　我说李洁抒是“我以我血荐爱情”。

　　我和李洁抒虽然分别喜欢着不同年龄段的男人，但我们还是很一致地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七十岁以上的男人基本上应该算是没有性别的了，他们身上散发出一股稀饭变馊了的味道，当然像歌德那样的天才除外。但简栈机算不算天才呢，这好像不太好下结论。如今简栈机见了我就只有一个话题可谈论，如意呵，你说，我和向北谁好？我对他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模仿并套用鲁迅先生在《立论》结尾的手法说出类似的话：啊呀，这个问题呵，您瞧，多么，呵唷，哈哈，嘿嘿，嘿嘿嘿嘿……然后一边说着一边就走开了。我知道他老早以前见了李洁抒就爱问，洁抒呵，你说我和古先生谁好？他有一段日子见了李洁抒还爱说，你什么时候也给我写一首诗呀？而最近他见了李洁抒说话的主题则是，我认为你是中国的阿赫玛托娃。自从他开始老说李洁抒是中国的什么什么之后，李洁抒见了他就绕道走了，她怕这种话被人听了去，笑掉大牙，同时让那些真的想当中国的阿赫玛托娃的人恨上她。简栈机的生日和李洁抒的生日只差一天，分别是12月19日和12月20日，当然年龄差了四十一岁。自从简老头知道他们俩人的生日就差一天之后，就毫不犹豫地决定将自己的生日改为12月20日了，为了能和李洁抒一起过。去年12月20日大清早起来简老头就往李洁抒那里打电话。就像元旦、春节、元宵节、三八节、五一节、国庆节，教师节、圣诞节等等节日我和李洁抒都要一大早收到简老头的电话问候一样，李洁抒在那天早上收到了简老头祝福生日的电话。而情人节那天简老头是坚决不会给我们打电话的，那天就是真的有事情需要打电话他也故意不打，宁可把事情耽误了他也不打。去年情人节简老头多管闲事替我直接从收发室签取了一封特快专递，本来收发室或系办公室是可以打电话通知我去当天上午拿到的，可是简老头偏偏认为这是个美差，非抢来干干不可，他扛着那封特快专递准备去敲我的门，可是走到半路上忽然想到这天是情人节，于是马上折回并又拐了个弯回自己家去了，既没有送上门，也不打电话通知让我去他那儿拿，而是把那特快专递放在自己家里过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才通知我。那里面寄的是急件，差点耽误了大事，气得我对他说，为了这特快专递在你家里存放了这么久，我是不是还要付给你小件寄存费啊？他解释了好半天，竟说了这样的奇谈怪论，说那天是情人节，他登门或打电话都不太好，怕我想多了，造成误会。真是怪哉，这个平日里唯恐我和李洁抒在那方面想得不够多的老头偏偏在2月14日这天唯恐我们想多了，这足以证明他自己首先是千真万确地想多了，而且还是想歪了的。简老头打电话为李洁抒祝福生日的那天早上，话筒是老古先拿起来的，这使得简老头有点儿扫兴，不得不先在电话里硬着头皮和老古罗嗦寒喧了一番，谈了一通该死的文学，才得以让老古把话筒递给李洁抒。他在电话里为祝福他们共同的生日唱了一首歌《小河趟水》：“哎，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妹在深山，妹像月亮天上走天上走，妹呵妹呵妹呵，山下小河淌水清悠悠。哎，月亮出来照半坡照半坡，望见月亮想起我的哥（此处将‘哥’改为‘妹’），一阵清风吹上坡吹上坡，哥呵哥呵哥呵，（此处将‘哥’改为‘妹’），你可听见阿妹叫阿哥（此处改为‘阿哥叫阿妹’）”

　　我觉得应该把歌里的“阿哥”改成“爷爷”更为妥当。

　　我问李洁抒，如果简栈机再年轻上许多岁，比如说跟那个某人一样的年龄，那么你会不会爱上他呢？李洁抒说，也许吧，不过也难说。我又问她，如果简栈机和某人一样年龄，你会更喜欢他们中的哪一个呢？李洁抒说，你真有意思，好像是在考我做三角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