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热爱每一个没有课的日子。我要为每一个没有课的日子歌唱。我那么热爱它们，恨不得跟它们拥抱接吻。在我的感觉里没有课的日子总是阳光很好，尤其是在这样的春末夏初，阳光明媚灿烂得像一块上好的织锦缎，没有一丁点儿的起褶或者跳丝。它拂在我的脸上让我心醉神迷。我就是在这样的阳光里醒来的，这差不多等于是在充满爱意的目光里醒来的，使我在那一瞬间无端地觉着自己在情感上特别踏实或富有。是的，我常常把刚刚醒来时看到的第一缕阳光臆想成是某个男人温存的目光，一个像我这样孤零零的单身女子是需要时不时地有这样那样的一点臆想来安慰安慰自己的，不然的话就会内分泌失调。

　　我教的课是世界上最可笑的一门课：写作。好像是福克纳说的吧，那些自己不会写作的人最好的职业就是到大学讲台上去讲写作课。这话不折不扣就是针对我说的。这话当然不会是针对我的同一教研室同事兼闺中秘友李洁抒说的，李洁抒教写作课，同时又是著名诗人，看来她是个例外。我不太好意思告诉别人我是教写作的，教写作在我看来等于什么也没教。我最憎恨的就是文章做法，这样开头那样结尾，起承转合，以小见大虚实相映寓情于景，形散而神不散——这多么像《恋爱技巧100问》或者《做女人的秘诀》，深入浅出循循善诱，这么多伟大的条条框框令人望而生畏，最终是为了让人不再写作——就像学不会恋爱技巧就不恋爱了，不懂做女人的秘诀，这女人就干脆不做了——那就只好混成我如今这个样子，都二十八了，还是单身，一个人这荒凉的世界上形影相吊。

　　我的课不知为什么大都安排在上午一二节，这对于一个爱睡懒觉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摧残，我会为此折寿的。每次学期末要排下学期新课表的时候，我都得跟系里的教学秘书吵上一架，吵架结果总是她赢。我就只好还是上一二节。我在学生时代是一个爱逃课的学生，有几门课逃课逃得都不知道任课老师是男是女，长什么模样，毕业时我们那批学生中只有我做了教师，当教师无论如何是逃不了课的了，我想这大约是老天爷对于我经常逃课的惩罚，你不是爱逃课么，现在让你做教师，看你还怎么个逃法。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了，大约三四个学期了吧，每当我有课的日子，我的电话就一定会在早上7：25准时响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每次都是不多不少地响两下，每次都是我还没来得及接那边就挂断了，如果我刚好拿起话筒来，那边就温柔地摁下电话键，我的耳边响起一阵嘀嘀嘀的忙音。我五分钟起床，十分钟梳头洗漱，五分钟满屋子找教案并锁门下楼，剩下十分钟用在骑车去教室的路上，经过学生超市的时候顺便买一袋牛奶，一手扶着车把继续骑车另一只手拿着牛奶仰面朝天往肚子里灌下去，这样到教室门口时就该是7：55了，剩余五分钟去上个厕所，8：00钟正好进教室上课——如此策划时间，几乎精确到秒，就像在战争中安排突袭或发动总攻一样。时间久了我就明白这神秘电话是叫我起床的。我认为这个打电话的人既然这么了解我的排课情况，那一定是我周围的人，可是问遍系里每一个老师他们都说不是自己干的，看来这个人想做无名英雄。李洁抒一口咬定这个7：25是个男的，该是我的一个暗恋者。于是我干脆把有课的日子的7：25称为爱情时间。我对这个7：25充满了无边无际的想象，越不知道他是谁，我对他的想象就会越膨胀，这想象久而久之演变成一种相思，这相思由于无法看清楚对方是谁而显得并不太强烈，倒类似情窦初开时那种淡淡的怀春。在很多个夜晚我都是想着这个面容模糊的7：25入睡的，对于我这样一个足不出户的单身女子，梦的酵母从来不需太多，世上还有一个男人在想着我，这毕竟不是坏事，算得上是一点慰藉吧——这总比什么也没有要强呀。

　　我在阳光里醒来，望了望墙上的石英钟，大约九点三刻。从学生时代至今我已经有十几年没吃过早饭了，书上说长期不吃早饭会提前衰老，书上又说睡眠不充足不利于美容，可是要吃早饭就不能睡懒觉，要睡懒觉就不能吃早饭，二者是矛盾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只好选择了睡懒觉而舍弃了吃早饭，在我看来只有勤劳的人才能吃得上早饭。此刻我虽然醒来了，但是有充足的理由继续赖在床上不起来，起来无事可做，就是想做也饿得没力气做，再说起来又有什么用呢，食堂里早就开过了早饭，午饭时间又不到，如果马上起来给自己煮方便面吃了，那么到了吃中饭的时候肯定就吃不进去了，中饭不吃，这样顺延下去，到了下午两三点钟又饿了，那时距离晚饭时间还早，到哪儿去吃呢，难道还要继续吃方便面么？我这个没有男人疼的女人，我这个女光棍，生活的最高境界就是得过且过。我超常敏感，连看到书橱上两个接吻的小瓷人都嫉妒，连地板上成双成对的鞋子都能让我触景生情，墙上的两个衣帽钩在我看来相依为命，俨然一对患难的老夫妻，连那盆刚开花的扶桑都是一副热恋的样子，玻璃缸里一红一黑的两条金鱼像是刚刚成亲……这一切使我有点气急败坏并且有点肝肠寸断，我多么需要有一个丈夫每天买买早餐呀，当我醒来的时候，他已经上班去了，屋子里静悄悄的，连空气中飘浮的灰尘都安静得像淑女，我看见早餐温情脉脉地放在茶几或桌头柜上，一伸手就能够得到。这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目标并不高远，人人皆可成尧舜，人人都能结婚成家，可我就是不能，制定过两次五年计划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眼看到期，我还是一个人在这世上混着。我已经二十八岁了，二十八，二十八，这个数字多么难听，有种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味道，念起来像吃一只糠了心的萝卜，让人打不起精神来。我如果胆敢在李洁抒面前感叹我已经二十八岁了，她肯定要骂我的，说我不该在和尚面前说秃驴。李洁抒仗着比我大了不到两岁，在我面前永远有倚老卖老的资格了，她对我说，我都三十岁了呢(她把二十九岁零五个月称为三十岁，倒也没什么错)，你才二十多岁，在我面前发感慨不是做作就是故意气我。李洁抒就住在我的楼下，她能把爱情诗写得如火如荼。她有一个在社科院工作的搞文学评论的丈夫老古，老古喜欢穿一身黑衣服，总是像治丧委员会的，他是在丧妻之后与李洁抒结婚的，他那副样子仿佛总是在为他的前妻服丧，据说他的前妻无比贤惠，贤惠到给他补内衣时，可以细致到把那补丁缝缀成一朵美丽的月季花。老古是回族人，李洁抒和他结婚后，就自愿随他皈依了穆斯林，从此再也不吃猪肉了，我觉得这嫁狗随狗的作风非常不像女诗人李洁抒干的，我只好把这归结于她的偏执，害得我和她在一起吃饭吃常了，由于总要迁就她，也差不多算是半个穆斯林了。他们两个人都不坐班，伏在家里写呀写的，他们家已经不像个家了，每当我下楼经过他们家门口我都忍不住萌发出要在他们家的门上挂个木头牌子的愿望，牌子上面镌刻“李洁抒古元金写作协会”的字样，古元金是老古的名字，听上去无端地觉着像是个收藏旧币的。大家都知道我和李洁抒关系好，我们俩几乎形影不离，如果看见我就一定能看见李洁抒，如果看见李洁抒就一定能看见我，要是人家看见我一个人在路上走着，就会问，李洁抒呢？遇见李洁抒一个人在路上走，就会问，叶如意呢？叶如意是我的名字。我天天和李洁抒搅和在一起，甚至不顾老古的白眼，我老是盼着老古到外地出差，有时候他刚刚出差回来，我就问他，你什么时候出差去呀？我希望他把李洁抒彻底腾出来夜以继日地陪我聊天。某些时候我从老古的眉宇间也能看出一丝一毫克制着的隐忍和不满，只要这隐忍和不满永不发作，我就可以装作什么也不知道，我认为只要李洁抒不讨厌我就行，只要老古不在家，条件又允许，我可以在她那里从早上一直呆到晚上，甚至还会在她那里留宿——我就是不愿意迈上十六级台阶回到我自己的荒无人烟的住宅里来。单身女子有无边无际的寂寞，寂寞就是伸出手去什么也抓不到，空气在指缝间肆意流淌——如果她不想办法把寂寞打倒，寂寞就会打倒她。有时扪心自问，我怎么这样呢，成了他人的祸害，朋友们的累赘呢？因此更想结婚了，不止一次暗下决心，一定要在本世纪末把终身大事解决，很像小时候喊着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决不能把这事拖到下个世纪去，现在已经是1999年5月了，如果把2000年看成是本世纪最后一年，那么还有一年零七个月的时间，如果把1999年看成是本世纪最后一年，那么还有七个月的时间，总之是时间紧迫任务繁重，要赶快，要赶快，要不就来不及了，真的是来不及了，女人说老就老，比柳树叶子还容易衰老，上星期校园里的柳树还是像泡开来的嫩绿毛尖茶叶那样赏心悦目，这星期就成了没精打彩的拖把了。

　　现在我不仅吃不上早饭，还得常常干干本该男人们干的活，我准备了一个大工具箱，里面盛满了诸如变压器铁钉锤子电线胶布螺丝刀子铆钉之类的物品，随时准备自己拿来接电线修电闸换水龙头——没有男人的女人必须是一个业余的电工兼管道工。还有，我爱喝干红，可是那酒瓶子难启的要命，仿佛那是所罗门关魔鬼的的瓶子，我每次都是拿开干红的专用启子毫无效果地使劲折腾一阵，最后只好气呼呼地用锤子把那木塞子砸碎砸到瓶子里面去了事，结果是喝那带木渣的酒，这还算好的，最要命的时候是干脆把瓶子口或瓶子径砸碎了，玻璃渣子飞溅，酒就彻底不能喝了；现在我每次喝干红都得抱着瓶子到楼下找老古帮忙，对李洁抒说借她的丈夫一用，老古把那专用启子先是往木塞里一旋一旋地，后来又做出力拔山兮气盖势的样子，一下就把那塞子拔出来了——看来为了喝干红开瓶塞也非得找个丈夫不可，每当李洁抒说她想离婚，然后一个人过，我就说，那不行，你离了婚我找谁来帮我开瓶塞呀。单身女人的苦处真是说也说不完，我在每天晚上上床睡觉前都要仔细查看这一室一厅的每个角落，尤其是看看门后、壁橱和床下，看是否藏了坏人，有时还想起英文里的那篇“壁橱里的骷髅”。我会在夜半三更醒来上厕所的时候被凉台上我自己晾的一条在风里摇曳的白色衣服吓个半死；而电闪雷鸣的夜晚我一个人用被子捂住脑袋还瑟瑟发抖；我平生最害怕的动物是壁虎，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怕，怕里还带了敬畏的成分，我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看报纸看到“壁虎”这两个字都会吓得把报纸扔掉，可想而知当夏天我的卧室雪白的墙上出现了一只小壁虎的时候，我怎样魂飞天外，夺路而逃，一口气跑下七层楼楼梯，一直跑到楼外面去，有家不敢回，我想要是有人在我身后拿着一只壁虎吓唬着我，我拼命逃跑的速度足以使我在奥运会上拿到百米赛跑的金牌——就为这个我也要去结婚，找个男人放在屋子里壮胆，其作用跟在胸前挂一柄避邪的桃木小剑差不多，大学时代一个叫曹西风的男同学就曾送过我那么一柄小剑。临毕业的那个春天，校园里的桃花似乎开得格外早格外亮丽，曹西风在学校图书馆前面折了一根粗桃枝，用小刀为我削了那么一柄小剑，钻了小孔，用红线穿了，送给我，告诉我可以避邪。那个春天和夏天我就一直把那柄小剑挂在脖子上，让它贴着我的肌肤，我只要急急地走动，那柄小剑就在我胸脯上跳荡，正好就在我心脏那个地方，与我的心跳合辙押韵。那时候我正手忙脚乱地跟曹西风宿舍的一个家在本市的外号叫大树的男生恋爱，曹西风临时抱佛脚地爱上了我宿舍的川妹子老七，我成天往曹西风他们那个男生宿舍跑，曹西风则忙着往我们这个女生宿舍跑，这就像两个男女生宿舍换亲一样。到毕业离校那天大家的爱情全都无疾而终，随风而逝，成了将来文学创作的素材。曹西风一个人分回了老家武汉，我分到本市另一所高校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所师范大学教书。记得当时在那人手一册的彩色胶印毕业留言册上我的留言是崔灏的一句诗“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诗与曹西风的老家有关；曹西风给大家的留言大约是西蒙诺夫的一句诗“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我们都不是诗人，只好借别人的诗来抒情。当时读到曹西风的留言时，我不知怎么想象着哪天他也许真的会回来，那时他也许会说“我胡汉三又回来了！”我们毕业后联系不多，只是在元旦时总忘不了给对方寄上一张贺卡。曹西风在毕业留念册上的那张照片像一幅梵高的画，以一片摇晃得十分激烈、韵律十分粗硬的松树林为背景，在旋涡似的强风中，他黑发飞扬，神色苍茫。

　　我未来的郎君呵，你现在究竟在哪里？我对着茫茫人群喊，你在哪里？我对着漠漠天空喊，你在哪里？我对着窗外安装着天线和太阳能热水器的一大片灰灰的楼顶喊，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我的郎君也就是叶如意的郎君，天经地义就是如意郎君了。谁听了我的名字都要会心地一笑：叶如意——这是一个多么吉祥的名字啊，万事如意、称心如意、如意算盘、如意郎君……父母当初给我起这么个名字时一定是情不自禁的，他们把一生一世的祝福都包裹在这三个汉字里面了，以为好运气也可以当成糖果赠送，他们要让我一辈子万事如意，称心如意，打如意算盘，得如意郎君。这个名字简直承载了数以吨计的期望和祝愿，算得上任重而道远了。这个名字如此直观和率真，使我觉得同理我也许还可以叫做叶高兴或者叶愉快什么的，当然啦，相比较而言，还是叶如意听上去更熨贴更平易一些，像一件纯棉的碎花小夹袱。我的相貌用李洁抒的话来说，叫做长得特别如意，解释一下意思就是，既不惊艳也不平庸，而是有一种远河远山般的清秀，让人看着很舒服。可是这叶如意的名字算是白叫了，一年又一年过去，我的人生非但没有看出有什么如意的气象来，而且还很有些不如意呢，所谓不如意也并不是说遇上了多少大坎坷多少大挫折，而是说时常有那么点儿倒霉或者沮丧什么的，有时候我认为我简直都可以改名叫叶倒霉或者叶沮丧了。我开始认为我父母给我起这么个名字是个严重失误，按照某种民间习俗，孩子起个贱名才好养，起名叫宝贝疙瘩、富贵、美玉之类，远不如起名叫狗剩、小臭、妞子什么的。每当我运交华盖，头撞南墙，我就觉得叶如意这个名字是一种反讽，就恨不得立刻跑到派出所户籍科去把名字改成叶狗剩叶小臭叶妞子。

　　我看了看表已经十一点四十了，还有二十分钟就吃午饭，能这样一动不动地熬过了这么长时间使我很有成就感。只要把时间熬过去对我来说就可算做是一种成就了。一个单身女人有充分的理由憎恨时间，憎恨这一大片孤单，这一大片空无所依，这一大片茫茫然，这一大片白花花的空气。肚子饿了，开始咕噜，像唱吕剧那样又穷困又烦人地拖着长长短短的腔调咕噜，把一个晌午渲染得既现实又倦怠。这时窗外传来惊天动地的喊声，起初以为是足球赛事，后来又觉不太像，听不清喊的什么内容，但那群情激昂的节奏和势态却使得人身体里的血流量陡然加大起来。

　　门厅里的电话响了。我从床上爬起来跑出去接电话，突然晕眩像风一样袭过来，使我一下子扶住了卧室门框，我想我一定是饿坏了。我一边拿起话筒一边将桌上一块大白兔奶糖剥开填到嘴里。

　　电话那边是一个苍老而单纯的声音。我听出是谁了，我说，简老师你好。

　　简栈机老头是我们系退休的老教授，长得像个老右派，今年七十一岁了，但他总爱说自己六十九岁，有时概括地称六十多岁。他喜欢和年轻女人打交道，尤其喜欢跟像我这样该结婚不结婚的女人和像李洁抒那样随时都有离婚可能的女人打交道。在这方面关于他的传闻很多，有的明显是故意拿他来开涮的，比如，有人说好几年前我们这所师范大学党委就曾下过一个禁止简栈机招收女研究生的文件，这种传闻一听就知道纯属胡编乱造，不符合生活真实，但你又不得不承认它符合“第二自然”的艺术真实。我和李洁抒背地里恶作剧地管他叫“简爷爷”。他最大特点是好为人序，也就是说谁出书他都热情地给人写序，翻看我们这个城市许多学人和作家的专著或文集之类，有三分之二左右是他写的序——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写序。他写的序都可以专门出一本书了，书名就叫《简栈机序集》或《简栈机序选》吧。

　　简栈机老头在电话里未成曲调先有情，他说，你还不知道吗，你怎么还不知道，学生们都组织起来了，去游行，你这辅导员是怎么当的，不关心国家大事，我们这个民族，苦难的民族啊，已经到了最危机的关头……

　　我劝他说，简老师，究竟出了什么事，你慢慢说，你别激动，小心你的心脏。

　　十年前简栈机老头的心脏上有一个非常关健的部位出了毛病，动了个大手术把那个部位上变换移植上了一个人造金属零件，那个零件已经卡嚓卡嚓地走动了十年了。简老头见了我常常半开玩笑地说，如意啊，我的心脏像钟表一样走得可欢实呢，不信你就走近了过来听听嘛。出于礼貌或者尊老，我就真的稍稍往他身边走过去一点，假装听到了，说果然卡嚓卡嚓在走呢。他说，你隔我这么大老远怎么听得到呢，你得把耳朵贴到我胸膛这儿来仔细地听才能听到。我才不上他的当呢，这个花花老头。我就说，哎呀呀，到点啦，我得赶紧走了，我跟人约好了今天去相亲。我说走就真的走了。走出去二十米，回头望望，他原地未动，很失落的样子。

　　简老头在电话里哽咽着说，以美国为守的北约悍然轰炸了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

　　我说，什么？为什么？

　　放下电话，我跑到凉台上去，看见喊着口号的游行队伍正排山倒海地往学校东门方向涌去。他们正好要路过我的凉台下面，我看见队伍里有不少我认识的学生，最令我头痛的两个学生韩子风和林木木也在里面，他们分别是中文系98级个子最高的男生和个子最矮的女生，两个人目前正死去活来地恋爱着，保卫处已经通知过系里两次，说他们夜不归宿，在校园东南角最茂密的小树林子里通宵达旦地谈情说爱，第二天早上听见起床号和运动员进行曲就从树林子里钻出来直接去早操地点报到。系主任林之瞳让我找他们促膝谈心，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去正确引导他们。我对林之瞳说，那还是你去吧，你看，你和你那跳芭蕾舞的夫人既有绮靡的恋爱经历，又有美满祥和的婚姻，你干这个活最合适，也能让人口服心服，我去劝说和指导学生如何如何恋爱，弄不好学生会笑话我的，他们会问，叶老师，既然你在这方面懂得那么多，谈起来口若悬河，那你自己为什么二十八了还没找上对象来呢？你干涉别人恋爱会不会是因为大龄女青年心理变态？林之瞳当时气得直冲我瞪眼睛，他那张中年男人的脸在对着女人佯装生气的时候还不算难看。此刻我看见韩子风额头上缠了一圈萧瑟的红布条，手中还擎了一幅死难者的大幅照片，林木木手里拿着一束白色康乃馨，两个人手挽手肩并肩地走在队伍里，满脸肃穆和悲壮，那样子让人想起刑场上的婚礼。

　　远远地看见简栈机老头从家属楼里出来往游行队伍里走去。我于是锁上房门，准备到楼下叫着李洁抒一起去游行。李洁抒一见我就开始控拆老古如何如何坏，她刚刚把他连人带公文包一块赶出家门，说着说着就要掉眼泪。我劝她别哭了，哭也应该哭烈士，而不应该哭老古，现在是什么时候呵，国难当头，抒情也应该抒发时代之情，抒发人民之情，写诗要写墙头诗，要把个人的小“我”融进时代的大“我”之中去，哪还有功夫为儿女情事哭哭啼啼！李洁抒终于被我说笑了。我们一边说笑一边下楼去。

　　我们跟着游行队伍上了街，高喊着各种各样的口号：“血债要用血来还！”“打倒美帝国主义！”“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打倒北约！”“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为死难烈士报仇！”我们唱国际歌，唱完国际歌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我和李洁抒还不约而同地背诵起了田间的诗：“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我们对这类从前并不喜欢的诗忽然喜欢起来，背了一首又一首，在这样特殊的背景之下我们忽然明白了这类诗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游行队伍里我听见我的声音非常嘹亮，像钢铁的横截面那样闪烁着凛洌的银色光芒，李洁抒的面孔被愤怒和激情点燃得像一只小小火炬，当唱到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想，在二十八岁的高龄，终身大事尚未解决，我也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个城市没有美国驻华使馆和领事馆，我们的游行队伍穿越半个城市渐渐与其他高校的游行队伍会合，最后竟停在了肯德基和麦当劳门前。这两家西餐馆正好在同一条街上紧挨着。我们在这美国独资的肯德基和美国独资的麦当劳门前高呼口号，把肯德基和麦当劳当成了美国驻华使馆或领事馆。这对我真是一种折磨，被狂热情绪暂时压过去的饥饿感现在重又占据了我的身心，我想起我已经连续两顿饭没吃，我想起这么漫长的时间里我只吃了一块大白兔奶糖，也就是说我的激情不折不扣完全是靠一块大白兔奶糖的热量来支撑着的——这是一块爱国的大白兔奶糖。我和李洁抒平日里常来肯德基或麦当劳吃饭，我喜欢麦当劳的香辣鸡腿，她喜欢肯德基的冷稻香菇饭。现在想起这些好吃的东西，我恨不得不顾民族尊严，拨开人群冲到店里去大快朵颐，可我还是忍住了，甚至当一个同事从兜里掏出一块绿箭口香糖递给我，让我增加点糖份，小心低血糖时，我说，要抵制美国货。我那副饿得头昏眼花的模样看上去有点像宁死不屈——我的胃比我的心还要爱国。

　　后来不远处有一个人开始吃茶鸡蛋。李洁抒对他说，喂，同学，借一只茶鸡蛋好不好，这里有位小姐饿坏了，我们俩走得急还都忘了带钱……那个人听罢这话，兴高采烈地把手上剩余的两只茶鸡蛋统统递过来，还说要是不够吃，他可以再去买。他的表情不像是他为别人做了好事倒像是别人为他做了好事，不像是施惠于他人之后获得心理上的愉悦道德上的满足倒像是感谢别人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并且为不能给更多的茶叶蛋而内疚。我吃茶叶蛋时，他自我介绍道，我不是学生，是老师，物理系的，我是九五年参加工作的，我叫向北，家里还有兄弟姐妹分别叫向东向西向南，我是山西人，今年二十八岁，属猪……听他这么说着的时候，我和李洁抒全都大笑起来，李洁抒说你们家的孩子怎么这么不团结呀，每个人都朝着自己的那一个方向跑，全都扔下爹妈不管了；我则想起《西厢记》里那张生在见了崔莺莺之后向红娘作的那段流芳千古的自我介绍来：“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于是我就问向北“你还没说你娶没娶妻呢”，向北于是闹了个大红脸，在这些问题上理科生其实比文科生保留了更多的羞涩感。我觉得这个向北性情挺可爱的，而且他做丈夫的话，肯定会开启干红瓶塞，接电线修电闸换水龙头也不成问题，学物理的当然会干这些活计了，要是学微生物的那就一定会发面蒸馒头了……我发现自己只要见一个还算顺眼的男人就关心人家婚否，就想打人家的主意，这很像是一种职业病。我这个人完了，没救了。

　　我和李洁抒在回去的路上，说起向北来的时候，并不说向北如何如何，而是说那个茶叶蛋如何如何，我们俩在谈论异性时往往这样，这就像把李洁抒的一个追求者称做醋溜土豆丝一样。李洁抒每次与老古吵了架，都会气呼呼泪汪汪地跑到我这里来，背着老古给那个她并不想见面的醋溜土豆丝打电话大聊特聊，诉说一番衷肠，然后就不再难过了，高高兴兴地下楼去，回到那个有老古的家里继续过日子。李洁抒经常放着自家电话不用，为了不让老古听到电话中她自以为的机密，跑到楼上我这里来打电话，某个月她曾经给外省一个倾慕她的小和尚打过1200元钱的长途，我的电话是那种学校里安装的可打长途的分机程控，电话费是从我的工资单里扣的，那个月微机在我的工资单实发金额栏里打印了个负数，也就是说我不仅一分钱工资不发，还得跑到财务处去倒交钱。我和李洁抒约定好，哪天我有了丈夫，有需要向他隐瞒的事情，我也要跑到楼下她家去打电话。(作者 路也，著名女作家，诗人，现居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