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9年11月8日到今天，母亲走了7年了。

母亲没有走出20世纪。

母亲也年轻浪漫过，我最喜欢她和父亲在新大北的合影，穿着军装、娃娃脸的母亲，梳着两个小辫子，幸福地依偎在父亲身边。那是20世纪的中叶，在刚刚解放的北京拍的。

当时父母亲所在的部队调防，途径北京，相约去照一张合影，算是订婚。父亲早听说前门的新大北是北京最好的照相馆，从郊区的驻地到前门要走好几十里路，对于军人来说，走在北京的平路上感觉很舒服。

父亲和母亲注意风纪，母亲跟在父亲10来米远的后面走。母亲平日就腼腆，进了北京更找不到北，眼睛盯住远远走在前面的父亲，一点不敢落下。两个人一路无话，几个小时进了城来。

北京解放了，一派革命和兴奋的气氛。

快到前门的时候，父亲回头不见了母亲，等了一刻也没有影子，父亲着急了。母亲是乡下来的，不认识几个字，走丢了就糟糕了。父亲一路小跑着找回去。

拐过几个街口，看到一堆女学生围住了一个女军人，是母亲无疑了。只见那几个女学生横眉冷目地吵吵着，还要揪母亲的辩子，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一把大剪子。母亲一声不吭，就是紧紧抓住两根辫子，摇头扭身地反抗着。

父亲大步冲上前去，一边三下两下把女学生们拦开，一边大声喝道：“你们在干什么？她是革命军人！” 母亲像见了救星，一头钻到父亲身后。

这下子学生们不干了，把父亲围住质问起来：“革命军人同志，现在都革命了，她为什么不肯剪掉小资产阶级的辩子？！”

父亲摆出严厉的架势，说：“她是文工团员，革命工作需要她留辩子。” 女学生们这下子对母亲刮目相看了。母亲保住了辫子，和父亲在新大北拍下了革命军人的浪漫合影，这张照片躲过了文革，珍藏至今。

回驻地的路上，父亲不敢让母亲再离开自己，他们走在一起，虽然不是相拥漫步，父亲说，他们谈了很多。

母亲饿了，路边有卖水果的小摊子，父亲买了一只梨子、一根香蕉。母亲只在画儿上看到过香蕉，高兴极了，剪辩子的不快一扫而光。

母亲问：“这香蕉怎么吃？” 父亲不知道，但是他不愿显得无知，说：“就咬着吃呗。”

母亲矜持地咬了一下，好像挺硬，索性大口用力咬下一块，嚼了好一会，咽下去了。母亲把香蕉递给父亲，说：“我不喜欢这东西，还是你吃吧。”

母亲拿过梨子，吃得挺痛快。

父亲也咬了一口香蕉，没想到味道很不怎么的，越嚼越不对劲儿。父亲有些恼，嘀咕说：这个卖香蕉的一定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拿生东西懵我们。

父亲像投手榴弹一样，把香蕉远远地扔到了路边的田地里。

这天他们记得特别清楚，每次讲来都眉飞色舞，毕竟是高兴的一天，照了合影，就如同结婚了。

多少年后，只要家里买来香蕉，母亲常常会捧腹大笑。

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1999年的10月,我请了一周的假回到北京。她的病已经发展到全身无法动弹，只有她大大的眼睛还闪动着，那么亮，好像全部身心都集中到眼睛上了。我们用眼睛交流，我从中看到了她的一生，她的坚强、她的奋斗、她的种种遭遇和她值得骄傲的成就。有时候，她睁大的眼睛里静静地划出两行泪水，我知道那是对我们的爱与不舍。11日凌晨五点多，我去机场的途中再次去医院看望母亲，她是用眼睛送我走的，亮亮的眼睛里面什么都有了，她的眼睛还是那么美丽，就像新大北合影里，那年轻的女兵。

一个月后，我从万里之外赶回北京，还是这家医院，弟弟引着我走的已经不是病房的路。在地下室冰冷阴暗的房间里，一位善良的工人拉开一个金属质的大抽屉，我拖着不听使唤的双腿靠到跟前，用颤抖的双手去触摸母亲的脸。但是我触碰到的是硬硬的、冷冷的冰。我透过泪水模糊的眼睛，怎么也看不清楚她的面容。我用力搓着那层冰，希望探到母亲的肌肤。工人和弟弟拖开了我，这个大抽屉关上了，成了许许多多标着号码的大方格子中的一个。

我宁愿相信，母亲带着她的美丽早已飘然而去，她会在梦中给我留下她的馨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