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是中国最后两个封建王朝。就宫廷艺术而言，明代永乐以迄宣德时期，及清代的“康乾盛世”，分别臻于两个朝代的巅峰，时隔两百多年，遥相辉映。铜器作为明清工艺品的一个重要门类，两朝颇具代表性的原座铜炉与乾隆宫廷文房铜器，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来历：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

明、清是中国最后两个封建王朝。就宫廷艺术而言，明代永乐以迄宣德时期，及清代的“康乾盛世”，分别臻于两个朝代的巅峰，时隔两百多年，遥相辉映。

公元14世纪中叶，明朝政权建立。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空前繁荣，明代铸铜工艺有了巨大进步，以宣德炉的诞生为标志，明代成为中国铸铜工艺史上的一座高峰。清“三代”基业稳固，艺文昌盛，其时铜器铸造种类繁多，除宗教造像之外，铜炉仍是铜器中比较多见的品种，而部分铜器也作为文房用具出现于宫廷的案头。

明清皇家对宫廷艺术品的制作设立了专门机构，明代有内廷作坊，清代设造办处。皇家拥有国内最优质的原料，从全国擢拔的优秀工匠也尽服务于皇权。同时，在制作上不计成本，务求精美，尤其在清代乾隆一朝，体现皇家繁奢气象的宫廷艺术品竞相出现。

尚文：乾隆最爱的宫廷古玩

乾隆朝是清代宫廷艺术的黄金时期。继康熙、雍正励精图治，乾隆当政，顺势而为，本固邦宁，政治、经济、文化均臻于极盛。雄厚的国力为宫廷艺术的辉煌提供了物质基础。

皇子时期的弘历成长于优渥的环境，受到康雍二帝的舐犊垂爱和悉心培养，以及帝师大儒的谆谆教诲，对知识与艺文的探索、追求表现出广纳四海的博大胸襟。他毕生沉潜于皇家丰富的艺术收藏，玩味赏鉴，勤勉不辍。从《石渠宝笈》、《西清古鉴》、《天禄琳琅》等旷古巨著的编纂便反映出他对艺文的极度重视，以及推崇文治的勃勃雄心。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在最鼎盛时，所属匠作多达四十二个，乾隆二十年（1755）后渐次并为十四作。其对工匠的遴选制度极尽严苛，皇帝授意制作的器物亦代表了当时工艺的最高水准，呈现出恢弘繁奢的皇家气象和帝王“师古而不泥古”艺术追求。

乾隆皇帝慕古情怀浓厚，创作热忱饱满，较之皇祖皇父尤甚，彼时相当数量的宫廷艺术品皆具仿古面貌。而另一方面，他力求突破前人窠臼，通过转化、重组等手段，重新诠释古法，创造新的纹饰与器型。从乾隆宫中文玩及宫廷铜炉诸器，可窥见乾隆皇帝的尚文精神及其慕古与创新并融的审美格调。  

审美：精纯铜炉缀文房

宣炉的诞生昭示了明代铸铜工艺的辉煌。自明宣德一朝起，至清中期，铜炉的铸造无论工艺、数量，均臻于顶峰，官作、私铸中皆不乏精品。匠师们在长期的制作过程中也积累了精湛的技艺，形成了独特的传统；铜炉的设计于各个时期均有不同程度的创新，在中国工艺史上熠熠生辉，且自成体系。

《沈氏宣炉小志》：“质有美恶，色有高下，款式有雅俗，工夫有浅深。”寥寥数语概括了铜炉的几大审美要素。而在铜质、皮色、款式、工艺四者兼妙的基础上，原座得以保存完好者，居罕觏之列。在铸造时，应有相当数量的铜炉与配座同时铸成，但因时代更迭，盛衰兴替，铜炉的原座多已散佚，炉、座皆存且品相完好者属吉光片羽。

古人以焚香为雅事，而香炉置于案头，不惟作焚香之用，更可点缀文房。文人久处书斋，朝夕与对，对于香炉亦务求质而有文，怡心养目。案上铜炉复配之以座，则有增强空间陈设美感之效；同时，也使焚香这一活动更具仪式感，体现了古代传统美学之一端。

明代审美意识形态上承宋元之质朴而渐有新貌，宣炉是彼时主流审美观念的物化，此种观念影响之巨，绵亘数百年而不绝。清代乾隆朝以前，铜器铸造基本上继承了明代的传统，制式、风格尚具明代遗风。而乾隆一朝仿古盛行之余，亦不乏创新，这于铜炉及其他文房器物中均有体现。将颇具代表性的原座铜炉与乾隆宫廷文房铜器作系统展览，亦是对上述审美意识形态演变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