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对“药家鑫事件”从头至尾没有投入太大的关注，不过又是一件舆论失控或者说舆论狂欢的盛宴而已。对于事实本身，我们有理由出离愤怒。但是，社会有更大的责任进行反思，到底应不应该还法律和执法者本身一个公平、正义、没有压力的一个执法环境。

     最近，陕西5名高校教授站出来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我觉得这是他们身为知识分子做出的一项比较艰难的抉择，因为，社会舆论几乎一面倒地要求弄死药家鑫。而他们，还是做出这个决定，要表达自己的思想，要说出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我想他们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说与不说，无关良知，关乎社会责任。

    我曾经在《今参考》上看过一篇文章，印象极为深刻。文章是关于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罪犯的家人的问题。提到了文强的儿子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时候，说道“我不知道人们什么时候淡忘了我的父亲，那时候我可以过得正常点了”。

     在如今我们的社会里，因为社会本身公平正义不能够充分得以彰显，使整个社会仇富、仇官、仇罪的心理极度膨胀，从而使舆论的天平有时候极限倾斜，这本身也是一种不公正。整个社会的宽容度正在面临严峻的考验。按理说，罪犯也是人，他们的亲属也需要得到同情和保护，而不是无休止的嘲笑和歧视。这是法治社会不可退让的底线之一。在这方面，美国人好像比我们走得更远一些。

    20年前，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发生了一件令人惊悚的案件。1991年11月1日下午，中国留学生卢刚枪击杀人，然后饮弹自杀。血案惊动了全美国。在美国的留学生们被惊恐、哀伤、慌乱的气氛笼罩。大家担心会因此发生仇华排华的行动，第二天很多人甚至都不敢上街。有的人把值钱一点的东西放在后备箱，准备一旦发生排华暴动，就立即驾车远逃。

     被卢刚无辜枪杀的美国教授里，有一位名叫安妮的副校长。她是教育学院的副教授，生长在一个传教士家庭，自己无儿无女，但她待中国学生如同自己的孩子。安妮中弹后在医院抢救时，她的三个兄弟火速从各地赶来，守护在病床前。当医院宣布安妮死亡后，三兄弟围在一起祷告，并写下了一封给卢刚父母亲友的信。信里写道，“我们刚刚经历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悲痛……在我们伤痛缅怀安妮的时刻，我们的思绪和祈祷也一起飞向你们——卢刚的家人，因为你们也在经历同样的震惊与哀痛……安妮信仰爱与宽恕，我们想要对你们说，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的祷告和爱与你们同在……。”

     后来，安妮的三兄弟希望把这封信译成中文，附在卢刚的骨灰盒上。他们担心因为卢刚是凶手而使家人受到歧视，也担心卢刚的父母在接过儿子的骨灰时会过度悲伤，唯愿这封信能安慰他们的心，愿爱抚平他们心中的伤痛。在安妮的追悼会上，所有看到这封信的中国留学生，都忍不住哭了。

     我看到这则真实的故事以后，也非常感动。法律不能轻易地判决一个人的死罪，而舆论却能。任何一个健全的法制社会里，死罪都是经过非常严格的程序而且必须非常慎重才能判决的，即便是面对一个罪大恶极的犯人。这是法制社会对人的尊重的体现。而我们作为社会公民，能够做的也最应该做的不是声讨罪犯，罪犯的行为自然由法律来判决，我们更应该保持一份理性和宽容的态度。

     药家鑫杀人，留给我们的是深刻的反思。一方面，我们谴责他的凶残与自私，但是这又是谁造成的呢？他杀人背后的动机我们是否也应该窥探一下呢？我们越来越多的看到社会丑恶的方面，人性的善良与美好正在消融与蜕变，许许多多的事件反映了扭曲的人性。这是为什么呢？在这个笑贫不笑娼的年代，有人可以把责任推到市场经济上去，可是市场经济又有什么过错呢？在西方国家不也有市场经济吗！政府的缺位、教育的失败、媒体的引导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我们通过舆论杀人这本身有什么意义可言。能够推动法制的进步，还是算是对逝者有了一个交代。一命偿一命，不过增加两个家庭的伤痛而已。药家鑫没有不良记录，有自首和悔过表现，而且家庭愿意赔偿，这些在法律上是有据可依减轻罪行的，起码，我们没有证据表明，药家鑫是一个十恶不赦、无药可救的罪犯。

    当然，我对事件本身的了解也非常有限，不过是在自己耕耘的一亩三分地里表达自己的看法而已，于事无补也于己无益。但是，我看了陕西五教授的呼吁非常赞同。我始终认为，一个健全的法制社会，任何判决的前提首先是基于对每一个个体的公平和尊重，当然也包括罪犯。

    爱、理解和宽恕，是人类最终的拯救。也许宽恕一个罪人或仇人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依照合法文明的法律程序去处置他们，同时还应该公平善意地对待他们的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