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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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
孙甘露
我试图从乱糟糟的书架上找出那期杂志,脑子里却冒出那个时期出版的另一本小说,里维拉的《漩涡》,他在首页第一行写道:“远在我热情的爱上任何一个女人之前已经浪掷了我的心。”这位拉美小说家的作品同样也没有找到。这些作家的作品没有被再版重印,新作没有被一再引进,对某些读者来说,也许还在等待着被挖掘。一如那些近三十年来因来访、因去世、因风格冷漠极简而被重新关注的埃科、塞林格和卡佛,诸如此类。
不是因为年前罗岗从台北捎来克里斯蒂娃的访谈录,而联想到克里斯蒂娃的丈夫、电影明星一般的符号学家菲利普·索莱尔斯,而是因为最新改版的《外国文艺》,在它今年的第一期上,刊载了访谈《文学或精神之战》,将索莱尔斯再次带回我们的视野。令我们思考,被称作文学经验本身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如同他谈到每次重读兰波,都像初次读他一样。我还是像初次阅读这些热情、尖锐的文字时那样,充满了微微的颤栗和感激?还是“已经浪掷了我的心”?只是觉得这些人仅仅是“从其失败中获得的成功”?
当我默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希望我的记忆无误,但是我知道,希望重读的欲望更为强烈。但是,阅读这样的作家是危险的,因为“他们强迫敌人用餐刀喝汤”,用这样可怕的方式,结果可能是令作家自己和读者都“从精神上消耗殆尽”。消耗,这并不只是一个符号学家笔下的词语,胡子拉碴的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伯格在他的名作《嚎叫》的开篇即写道:“我看见我们这一代精英被消耗殆尽”。
我不由得想起在八十年代的写作中引用过的卡尔·夏皮罗的诗句:“让风吹吧,因为许多人将要死去。”今天重读这些也许正逢其时。多年以前的某个夜晚,在我田林的家中,王寅和欧阳江河带来了海子在山海关外卧轨的消息,我还记得吴亮那浊重的叹息声;多年以后,一街之隔的某栋大楼里,我的挚友曹磊也告辞世;那之前的许多年,我较少探望的胡河清,也在某个雨夜殒命于华山路上的枕流公寓……
“如果我们死去,我们之外的人就会获得一种结构性的满足,而如果我们之外的谁死去,我们会认为一切都在继续,没有什么被打断。思念仅仅是一种意向,它会被一种阅读的意愿所取代。但是唯有思念是没有结局的。但是我们是一些优秀的读者,我们紧张地阅读着,只有当我们与我们所爱的人互相爱抚时才更接近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的主观性才趋向于我们自己……”
这是我写于1989年的长篇小说小说《呼吸》结尾处的文字。
原载2010-3-16《上海壹周·小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