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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陈钟

转自http://bbs.99read.com/dispbbs.asp?boardID=18&ID=49854&page=1

 

 

相同的另一把钥匙
孙甘露

在一个冬天的傍晚，我收到一封寄自瑞典的信笺。我从信封上那歪歪扭扭的汉字认出了它的作者。这个人我已经有近十年没有见到了。她总是隔了很长时间后（确实难以置信）突然把她的消息告诉我。她的信措词激烈。她对我的称呼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在信的结尾，除了拥抱之外，还要吻我，这种西方的礼遇尽管使人神往，同时也令人尴尬。

那天正午在下雪，窗外的景色显得安静。我打开她的信，寻找这个中学时代的同学的今日芳影。信封上的地址是用英文写的。我在《世界分国地图册》上查找她居住的城市。她所在的那个城市似乎叫作法隆。信就是从那儿寄出的。她说她刚到法隆，准备先上语言学校，眼下正住在一家三层楼的小旅馆里。从旅馆房间的窗户望出去是一个加油站，每天下午都一个男青年上那儿为她的漆成鲜红色的摩托车加油。她说所以她想到了我。

她让我给她挂电话，但又说电话费太贵，还是写信算了。为此我去了一次长途电话局，一位小姐请我半夜来，那时候半价优惠。我算了算时差，她正好在什么人家里忙着。当然，忙什么她在信上没说。在写了一大堆客客气气而又似是而非的客套话之后，这位身居异域的女性转入正题。
“亲爱的”她依然用她写了多少年的蹩脚汉字写道：“你是否还记得中学毕业前夕我们的那次聚会。”
我当然记得，因为那几乎可以说是我这一生中的唯一一次聚会。这会儿我老婆正把我反锁在房间里。
记得也是在冬季。那是十年之前，那天是不是下雪我记不清了。反正天气冷得异常。我们都围着长长的围巾，只有陶然----我的“瑞典朋友”在她的白净的细脖子上围着一直风行于六十年代初期的绒线小围脖。
聚会的地点是陶然的家。房子在一条狭长弄堂的尽头。让人感到又陈旧又安静。
 
我这样开始回溯往事好像是故意要回避什么。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做着同样的事----油漆工和写作《火之书》。这部书的写作无疑是受了阿根廷博尔赫斯出版于一九七五年的那一部短篇小说集的启示。但故事是关于古老中国的历史的。
 
那个夜晚我在陶然那间房屋倾斜的阁楼上焚烧我过去两年间写给她的情书。我亲手把我的初恋投入烈火之中。在某个伤感的瞬间我萌动了写作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故事的念头。我甚至在同一瞬间就确定了我的主人公是一位拄杖而行的男性乞丐，他没有生殖功能，是一个四海为家的托钵僧，如此等等。
 
那个夜晚的谈话令人难以忘怀，陶然用软言款语解释了她对爱情的背叛，并且提出了补救的办法。令我诧异不已的是她已经物色了合适的人选，甚至还安排了我们见面的准确时间。我当时为了一种朦胧的冲动弄晕了头，竟然对这类精心的策划毫无察觉，只以为是碰上了爱情的奇遇。那个时代崇尚促膝谈心，我们效仿时尚做了彻夜长谈，最后如一对小狗似的簇拥着在黎明时昏昏睡去。第二天上午九点，当我醒来时，陶然正坐在桌前的阳光中摆弄她的玻璃丝小饰物。见我醒了，她便轻声走到我的跟前，将一把拖着红色玻璃丝编成的金鱼的钥匙交给我。我将用它在一个星期后的星期一下午打开这间屋子的门，与另一位姑娘幽会。
 
陶然总是出人意料的，我不知道这次幽会其实是一次陶然安排的聚会，也就是她在信上提到的聚会。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围着一桌子的食品说说笑笑，用盛着啤酒的茶缸碰一碰杯，算是告别我们的学生生活。
 
那时候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在今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有一人死于败血症，一人死于车祸，一人去了乡下从此没有音讯，一人（陶然）去了国外，一个人做了油漆工（这个人就是我）。我们都太年轻，还不了解平凡生活的悲剧性质。我们甚至还没有为什么事情哭过，我们中间的某些人就消失不见了......这会儿坐在法隆某旅馆的房间里的陶然显然无疑沉浸在对往事的感怀中，她来信时要我协助她澄清一件事情。 
“钥匙，”她写道：“十多年前，那把钥匙我记得交给了你，但你忘了还我了。” 
事情是这样的，陶然抵达法隆的第一个晚上住进了这家旅馆的三楼一室。这是一家私人经营的小型旅馆，主人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令陶然吃惊的是，在她用钥匙打开房门的那一瞬间，接着走廊里柔和的光线她发现这扇门的钥匙竟然与她在国内的那个阁楼的钥匙一模一样的。
 
她请我不要提出任何疑问，说是她当时就给自己提出了所有提出的疑问。诸如，臆想，旅途疲劳，昏暗的光线，错觉，对异域的不适应或者无端的紧张。不，她说，她用了整整一夜来研究这把钥匙，没问题。她读完这封来自我完全陌生的遥远过渡的信笺，天已经完全黑了。我独自一人坐在昏暗之中，脑子乱成一团，最后，我决定不再去想这件事，等明天试着找找这把钥匙。
 
在这以后的几天里，我因忙着替一对中年夫妇油漆家具，整个把这件事给忘了，直到有一天干完活路经陶然的家才想起这事。我决定去拜访一下陶然的坏脾气的母亲。当然，如果她的父亲活着的话，我是宁愿去找他的。来给我开门的是一位操外地口音的姑娘。根据她的装束，我推测她是个保姆什么的。奇怪的是她手里紧攥着一本精美的《圣经》，中间还夹着一张撕下的台历，正在读的样子。 
“你是谁？”我意识到我的提问不对劲，这问题到应该是对方提的。
 “我是陶然。”说完她就不再吱声。
 “你是陶然？那么你不想知道我是谁吗？”我感到我走上歧途。
 “你是陶然的同学。”说完她笑了一下。 
我感到自己似乎应该与这个读《圣经》的陶然互换个位置，仿佛我持有她家的钥匙倒是言之成理的。
 “那么陶然的母亲在么？我找她有点事。” 
“她上个星期去世了。”  
完了。可能是唯一的一条线索断了。我后悔不应该去油漆什么家具。不过又一想，去和一个垂死的人讨论什么相似的钥匙简直是发神经。 
这一天非常晦气，我记得还稀里糊涂地问了一些其他的话题，比如，你信上帝吗？她羞涩的说不知道。这倒是一种比较新的说法。再比如：你怎么回到上海来的？她带着神往的表情回到：乘轮船。末了我说，怎么从前没见过你，她说，彼此彼此。这吓了我一跳。我没敢提钥匙的事，赶忙抽身回家。 
我放弃了在什么人帮助下找到这把钥匙的企图，开始在家里翻箱倒柜的搜寻。只要陶然在信上说得属实，那么我一准能找到它，我可不是随便乱扔东西的人，过去岁月中的什么破烂玩意全可以在我床底下的大纸箱子里找到。我翻出了一支高倍双筒望远镜，这是和陶然去看木偶戏时用的，买她花了十块钱。当然啦，钱是陶然出的。我嘛，比较穷困。我还翻出了半块石膏像，那是带凉帽的牧童，也是陶然送的，曾经挂在我的床头，怎么摔坏的我已不记得了。 结局是不言而喻的，我把大纸箱里的杂物全倒在地板上还是没有这把钥匙。我被这种为一个女人的古怪念头所指使的徒劳寻找弄得精疲力竭。我下定决心，不再干这件蠢事。 

但是，事情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
 
在一个阴沉沉的星期天下午，我家这一把雨伞上我的主顾那儿去。那对中年夫妇来电话说，油漆的家具有点小问题，他们非常客气的请我费神再去一趟。我顺着繁华的街道一路走来，想象有几个我所熟悉的鬼魂跟我交臂而过，我注意到他们的形状与我中学时代的几位同窗极为相似，我提醒自己这是因为天气的缘故，我不短敦促自己不要受环境的暗示。就这样，不知不觉到了那对中年夫妇的家门口。  
“你自己来看看，你做的这叫什么活？” 
我一进门，那女的鼓着胖腮帮子就冲我嚷开了。 
我注意到那个又瘦又高的男人斯斯文文地半躺在沙里，似睡非睡。茶几上放着一叠书，最上面的那本是圣埃克絮佩里的小说。
“怎么啦，怎么啦？”我也将自己的嗓门踢得高高的。 
“你这个列那狐。”那男的猛然说了一句。 
我知道他说了一个典故，上回我来他也说了一个。 
“所有的门全都合不上了，还有这抽屉，你看看吧！” 
“你找错人了，这你得找木匠。” 
“没上漆之前全能合上，我能找人家木匠么？” 
“反正得找你，你把这漆给我褪下来。”这会儿我才弄清电话里那些甜言蜜语的含义。 
“这做不到。”
“那你赔钱。” 
“责任还没搞清楚，谈不上。” 
“让你来就是为了搞清楚的吗？”好半天，那男人才插了一句话。 
“好吧，我回家想想。” 
“不，就在这儿想。”胖女人连忙窜到门口堵着。 
那男人和蔼的劝告我不要固执己见，应该面对事实，重要的是解决问题。她说赔钱是免不了的，并且还感慨的回顾了她的一些往事。末了，他总结说，这毕竟是一整套家具呀。那时候，我确实对人生产生了一种失败的感觉，我接受了所谓古怪的事情和倒霉的事情是伴侣的说法。就那会儿。我完全叫沮丧压垮了，我毫无道理的与我的主顾互诉衷肠，倾吐我的际遇和我的拮据，期望他们能谅解我的处境。
“这些我很能理解，”那男人摆出衣服饱经沧桑的样子，“这样吧，我这儿有不少没用的钥匙，你都拿去吧，也许你用得着。” 
她把我的故事全听岔了，他以为我是想搞些铜钥匙化了换钱吗？ 
“不瞒你说，”他提来一大串钥匙，“我也不知道我哪儿来这么多钥匙，既然你爱好收藏这些，送给你就是。满拧。 
“这倒是一种奇特的爱好。”连夜我就给陶然写了封信，并且在我的才获得的收藏中挑选了一把最精致最漂亮的铜钥匙按在信纸上画下了它的形状。我想跟我的女同胞开个小小的玩笑。
   
在我的那封证词般的信件寄出后的第四天，也就是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因为天气阴沉，我带着缩折伞出了门。我与一位女友约好去看一部纪录电影，说的是非洲的一种蝗虫，在我匆忙的通过斑马线的一瞬间，我看到我的“瑞典朋友”迎面走来。
“钥匙！”我冲她喊了一声。“我在信纸上描下了它的形状。”
她极惊讶地看着我。川流般的车辆暂时将我们隔开。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等我们并排站在一家杂货店门前的人行道上时，我开始澄清事实。

“你指什么？”她意味深长地说，她的神态令我困惑的词不达义。
“那次聚会。我是说你要找的那把钥匙，你们家的，你想用她试试法隆那家旅馆的三楼一室。”
“法隆，旅馆？”她依然做出副迷惑不解的样子。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重提这一问题，“我的信四天前刚刚寄出。还贴了一元一角整的邮票。”
她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是给你写过信，但我一直没寄，何况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你不记得那把钥匙了吗？你们家的那把。”

“不记得，再说我已经搬家了。”
我在想，加上那个女保姆，怎么一下子冒出了三个陶然。法隆的那个女人究竟是谁？
“我得走了，快迟到了。你不必给我写信，我一直在这个城市里，没必要写信。”说完，她穿过马路，消失在人群里。在我的衣袋里还放着亮闪闪的钥匙。

我已经完全没有心思再去关心什么非洲的蝗虫了。我没有去电影院，直接回家去了。我把那把钥匙用一根丝线串起来，挂在我的床头（它至今还在那儿）接着便把地图册以及那封可疑的瑞典来信统统塞进了一只抽屉的深处，让它和线团，小剪刀以及几组生锈的铰链在一块做伴。然后上床蒙头大睡。

那天中午，我的女友打来电话，她在电话里柔声谴责了我的失约，随后挂上电话与我“永别”了。这件事在我的内心留下了很深的阴影，在最初的那段日子里，我几乎得了信件恐怖症，我每天花大部分时间仔细研究收到的每一封信，犹豫不决，一再拖延时间，不给任何人复信。我甚至还骑车跑了十站路的距离去探视一位发信者，用以核实我内心的某些问题。弄得发信人很过意不过。“我没什么要紧事只是随手涂几个字，问候一下。”“是吗？”我小心的询问，那人反倒被我的态度弄糊涂了。没过多久，我的信件开始明显的减少，终于，几乎没有一封信了。这帮助我忘却了那个遥远而寒冷的国家。在我的故事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要补充一个细节。三个月以后，我再次受到了从法隆的来信，这是对我的信的复信。

信是用英文写的，很漂亮的花体字。我借助新英汉辞典研究这封信（我已善于此道）。信出自一位老年瑞典女性之手，她自我介绍说是旅馆的老板，她丈夫（一位和蔼的烟斗爱好者）十年前死于肺癌。她独资一人经营这家三层的旅馆。她说是有一位中国女学生在三楼一十借宿。但一个星期前已离开此地，没有留下联系地址。

她还补充说，那位女学生是——搭一辆摩托车走的。但她又说，那人在登记簿上留的名字是英文，凯瑟琳娜。她的古希腊词源是纯洁的意思。这位女老板为她擅自拆阅了我的信表示歉意，不过她又说这封信没有封严实，更何况她本人有点小小的窥视欲。对这类事我不怎么在乎，上了年纪谁没点嗜好呢。使我感兴趣的是这位老太太居然用我画的钥匙形状配了一把，她惊喜地宣布，二把钥匙的齿形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她用它打开了三楼一室的门。

遗憾的事，凯瑟琳娜走的时候，忘了交还房间的钥匙。老太太说，也许她还会回来。这位浪漫的老太太最后乐观的写道：“假如你有机会来法隆，请一定光临我的旅馆，我将为持有我的客房钥匙的中国小伙子免费提供三楼一室。”我呆呆地望着这封信，设想用一把熟悉的钥匙打开一扇陌生的门，自由的出入我所完全陌生的房间……我的天，我第一次试图祈祷。上帝啊！原谅我可悲的疑虑吧，我感到我跟你一样也是无依无靠的。问题是上帝有那么多的替身……

原载《萌芽》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