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对谈是在孙甘露家中进行的。

按照摄影师的安排，孙甘露靠着窗前的美人榻，郑体武端坐在书架前的椅子上。经过短暂的寒暄、暖场，讨论热烈起来。

讨论的双方都以文学为业。孙甘露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成为先锋派文学的代表人物，有评论者说，孙甘露的《信使之函》作为当代第一篇最极端的小说，证明当代小说没有任何规范不可逾越。

在交谈中，孙甘露话相对较少，他一直在抽烟，保持安静沉思的神态。一旦发言，则充满了自我反省，语句相当复杂。他最常用到的一个词是“微妙” ，不难看出，和在小说中的实验一样，他始终保持着开阔的视野，和对事物之间“微妙”关系的兴趣。

郑体武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系主任，专事研究、译介俄罗斯文学。他酷爱勃洛克的诗歌。在认识孙甘露之前，郑体武看到孙甘露的诗歌《俄罗斯风景》，大为赞叹。孙甘露说，他们是因俄罗斯文学而相识。

孙甘露还回忆起一个圣诞夜，朋友们在郑体武家聚会，突然停了电，屋里一片漆黑，郑体武点上蜡烛，为朋友们朗诵勃洛克的诗歌。“好听啊，那是非常奇特的印象。”孙甘露说。

郑体武就是这样一个浪漫、富于激情的人。在对谈中，他兴之所至，就开始朗诵诗歌，语调铿锵，激情澎湃。对谈结束，他还谈起有一次在俄罗斯，和俄罗斯作家结伴蒸桑拿，两个人从蒸汽中出来，跳进冰冷的湖水，

再回到桑拿房，再跳进湖水，如此反复，十分过瘾。

这的确像是一次朋友聊天，天马行空，不断跑题，使得整理和编辑不太容易。他们聊俄罗斯、往事、乡土、城市、80年代，所有话题的旨归都在于这个还令许多人觉得神圣的字眼——文学。

俄罗斯文学的现状

郑体武：我是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俄罗斯这个民族，经常给我带来一些惊喜。比如荒诞派作品，早就存在，只不过处于地下状态。据说马尔克斯非常欣赏布尔加科夫，拿着《大师与玛格丽特》说，这才是真正的魔幻现实主义。

中国学者也曾试图发掘这样的东西，但成果有限。

孙甘露：中国几乎没有多少地下作品，我觉得应该有一百部，木心、张爱玲应该有一百个，这才是一个大国，一个有李白、杜甫这样文学传统的国家应该具有的。

这是综合因素的结果，不单是压抑的问题。

郑体武：这涉及到两个民族价值、理想等许多因素。李泽厚讲中国人是“乐感文化” ，也是原因。

比如说同样写乡村，有两种写法。俄国人写乡村时，你会感觉到背后存在着一个城市的背景，写“此在”时，总能隐隐约约有一个“彼在”在晃悠。

孙甘露：或者说，俄罗斯作家写乡村，有精神性的关照，而中国关于乡村的描绘，更多是一种对乡土民俗、日常生活的描写。

郑体武：在俄罗斯作家心目中，农村是俄罗斯文化的最后一块净土。目前俄罗斯乡村正以相当快的速度在消亡，很多俄罗斯作家认为，俄罗斯民族文化之根正在走向消亡。这样，当他们写农村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文化关照，有俄罗斯文化之魂。

孙甘露：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的乡村，既是家乡，也是精神上的故乡，是内心的寄托、梦想，而不仅仅是社会生活的场景。

郑体武：作品中的中国农村总是苦大仇深。

孙甘露：苦难的、沉重的。当然近来也有变化，比如刘庆邦写矿工生活，艺术性非常高。但从广义上说，中国文学中的乡村，和俄罗斯的农村在气质上是不一样的，并不能反映整个时代的思考，也没有上升到母亲、家乡、存在这些根本性的东西。

郑体武：俄罗斯文学中的乡村，可以归纳出两个传统，主流以关切和尊重的态度来看待乡村，带着挽歌的意味，写贵族之家的破落，传统生产方式的消失；还有一种是写乡村的愚昧、落后、肮脏、男欢女爱、强烈的原始性欲，这样的作家也有不少。

转自《生活》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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