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用娱乐的手段来做新闻，我觉得这是一种潮流是一种趋势。”“可凡倾听”就是在按照“雅人俗做，俗人雅做”的原则来处理节目定位。“做娱乐节目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握的选择就是第一个要做到国际化和本土化的结合。第二要做到娱乐性和导向型的结合，只有在娱乐节目当中注入了一些文化的元素，才能使这些节目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才能使这些节目在若干年之后还可以引起大家非常有意思的回味。”

---

我今天想讲的就是娱乐节目当中主持人角色的定位。今天中国的娱乐节目已经变成一个强劲的趋势，中央电视台也好，全国各个地方台也好，都希望用自己的娱乐节目在全国市场上强占份额。但是中国娱乐节目的本身生存状态不是太好，同质化比较的严重，互相抄袭也是比比皆是。所以中国娱乐节目的竞争跟全世界任何其它的地方来比显得更加激烈。而这种竞争并不是良性的竞争而是恶性的竞争，实际上是在一个高强度低层次的竞争，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生态环境。

　　第二，人们往往为了追求收视率追求市场份额，会使得自己的节目往一种低俗化的方向去走，通俗的电视节目已经败坏了观众的口味，或者庸俗的电视节目和庸俗的观众也达成一种一致。我们如何选择好自己的道路，我们只有一个方向：能不能从文化的角度来切入，试图做的跟其它的节目不一样。我是做娱乐节目，现在我做《舞林大会》做《好男儿》还有《非常有戏》真人秀的节目，还有文化的访谈节目，在做这些节目当中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也是一种经验，谈不上理论，和我们的老师还有专家分享。

　　今天的文化节目已经不是过去的文化节目，我们已经需要用一些更为生动活泼的或者一些娱乐的方式来包装。像刘康教授说的那样，在美国也出现了这样的趋势，就是如何用娱乐的手段来做新闻，我觉得这是一种潮流是一种趋势。我觉得在今天的论坛上刘康刚才打了一个问号，但是没有人可以阻止这个潮流。

　　为什么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这个相对冷门的节目会出现这么大的相应，会比如像于丹和易中天这样的学术明星，因为它是非常生动活泼的形式。我们过去讲《三国》会讲人物的关系、人物的事件，但是易教授说的比较精彩。我们的学院派可能很多学者不接受的，但是这样一种方式能够让不同的民众所接受。而且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虽然用了一些娱乐手段的包装，但是内核还是文化，比如说讲《三国》，比如说刘备请丁夫人的时候轻抚其背，很多人会问，你怎么见到刘备找丁夫人时候会这样？他告诉你我这个是有出典，所以每个都有出典。所以，他在演讲当中比如说，我们通常讲的《三国演义》当中的很多故事，草船借剑在历史上是没有的，在他的演讲中也有找到。

　　所以我做自己的文化访谈节目，可凡倾听也是从这个角度入手，在整个制作当中，王群教授是我这个节目的策划，我们在研究怎么去做文化节目的时候，我们想出了一些方法。比如说在节目当中其实做两类人物，第一类是所谓文化大家类的经典人物。还有一类是热点人物。那么在这类当中有没有一个原则，使这两类人物在同一类节目当中呈现同样的风格。我们制定一个方针就是雅人俗做，俗人雅做。比如说我们在做傅聪先生演讲的时候，不会说他跟其它的音乐风格有什么不同。我们是通过他的艺术人生来展示人格魅力。比如说我们选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练肖邦的曲子，有一个朋友在钢琴底下放一个录音机，他觉得这个音乐的掌握最准确。但是越录越不对，所以通过这个实例说明什么呢？当你在练琴的时候是全神贯注的，当你想把这个东西录下来心理有杂念，你有杂念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不准确的。所以，他就跟我说这样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他说作为艺术的人就像桥下的流水过了就过，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胸怀有这样的胸襟。

　　同样我们做卡迪拉斯的时候，他有白血病，选择了一个小故事，白血病要做放疗，每周要做三次，每次放疗要20分钟，他真的感觉每分每秒都是很漫长，如何度过这三十个20分钟。他说，我走进放疗的时候，我的心理就默默的唱咏叹调，比如说三四个以后20分钟过去了，把这段难熬的时光打发过去了。

　　我们再说一下俗人雅做，我们采访了很多对象其实是通俗人物。也许他们没有接受过很高的教育，也许是从草根慢慢起来的，但是因为他们有了非常好的社会的实践经验，他们从人生的历练中得到许多有价值的人生观念。比如说一会下午要给大家做演讲的志伟哥，他就是草根出生，当他没有名气的时候，他给所有人打杂。日常天久之后，每天晚上到11点，每个剧组的工作人员都想到他，慢慢他就获得的表演的机会。所以他告诉我，吃亏就是福。这个在自己的身上得到最强烈的展示。这就是雅人俗做。

　　俗人雅做。就是我们在做一些文化节目做一些包装，反过来我们做娱乐节目的时候能不能注入一些文化的元素使同质化的元素不一样。比如说在做《舞林大会》的时候充分感受到的，我们先做了一个本地版再做全国版，我们在本地版的基础上积累了很多经验，第一个模式非常好，第二个跟上海的文化非常好的融合，跳交谊舞是上海与国外交流沟通的一种方式。我们今天来到乌镇从茅盾的小说，从三十年代的小说家到张爱玲，我们都可以看到但凡描写上海的小说，描写上海背景的总是离不开交谊舞和国标舞的描述。所以这有一个文化本身的传承关系。而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我们不仅仅是说评论一个舞跳好不好，我们既讲国标舞的过程，比如说探戈是怎么来？探戈只是欧洲移民在艾丽斯的小街上一个色情舞，怎么变成欧洲上流文化的文化消费方式。我们把这种文化流变的过程给大家做一个讲述。

　　第二个，我们会在节目中讲述一些参赛的故事，今天我们的制作人也做，比如我们非常有戏的嘉宾徐锦江，大家在电影里看到也许他是一个强悍的外表，可是他的内心非常的柔弱，曾经患有抑郁症，他可以很深情的告诉大家，他怎么克服抑郁症。同样我们也请了罗家英和成魁安，他们当中都是诊断患了晚期的癌症，他会告诉你在当时困难的状态下怎么走过来，走入电视屏幕。所以用这种方式让我们感觉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娱乐节目，更是一个带有文化底蕴的节目。

　　所以当时跟王群教授在确定《可凡倾听》节目目标的时候，我们定了六个字，一个叫做可谓，就是言之有物。第二个就是品味，第三是意味，还有回味，让大家回味无穷。当我在做《舞林大会》的时候在《可凡倾听》移植到过来，也收到很好的效果。我们在《好男儿》有一个环节叫做我的中国梦，请一些大师讲一些格言，请选手做一个有关《中国梦》的简短演讲，也许这一段会拉一点收视率，当时我们的田总也好我们的金总也好，我们在设定环节的时候，我们愿意牺牲一点收视率，但是我们要使我们的节目能够跟其它的一些节目做出一个区别，让大家看到这是我们新娱乐所做的选秀节目，我们的选秀节目跟其它的不一样。如果我们去恶炒大家可以看到，某一个娱乐节目用恶炒造成一个重大的后果，无论是刘晓庆也好还有张国立。

　　所以，我一直说，我们在做娱乐节目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握的选择就是第一个要做到国际化和本土化的结合。第二要做到娱乐性和导向型的结合，只有在娱乐节目当中注入了一些文化的元素，才能使这些节目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才能使这些节目在若干年之后还可以引起大家非常有意思的回味。所以我想今天做的一些娱乐节目比如说《舞林大会》《好男儿》在十年、二十年以后还能被人记起，津津乐道就是最大的成功。我想一个娱乐节目只有注入文化是最好的，因为文化的力量是强大的，人性的魅力是无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