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频道专业化来讲，受众的需求是决定性因素，那么对于受众研究的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对于受众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频道专业化的进程与发展。以下我们是从传播学与文化学两个角度，在宏观层面分析受众研究的基本脉络。

传播学视角下的受众研究

学术界通常把传播效果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初  强效果论时期 这一时期的理论也被称为“靶子论”、“皮下注射论”。世界电视自1936年诞生，就面临着这样的传播效果。

第二阶段：从20世纪初到60年代，被称为“弱效果论”、“有限效果论”。贝雷尔森为代表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者提出“有限效果论”以对抗盛行的子弹论与靶子论。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来 宏观效果理论时期  “知识沟与传播效果理论”尤其重要。

一百多年的研究，从传者向受者研究转型，从普通媒介研究到电视文化研究，受众研究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中心。

    文化研究学派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并在80年代迅速发展到发达国家，尤其是英国伯明翰学派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资深教授霍尔，更是将研究重点放在受众能动的分析上。霍尔在极具影响力的《编码》一文，对英国文化研究是一个转折点，它的主要内容是：电视节目没有一个单一的意义，相反，它是一个相当开放的文本，能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解读。人们的社会处境与他们从电视节目中得到的意义之间有必然的相关性。读解和观看电视就变成观众和文本之间的协商过程。

   协商很重要，因为它暗示着需要以某种方式协调利益冲突，也暗示着读解电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读者是文本的积极意义的生产者，而并非是一个已被构造的被动接受者。

霍尔在《电视叙述中的编码与解码》一文中认为：传播活动拥有一个相当复杂的结构，在其中编码与解码是分开的，编码生产出信息，解码生产出意义。电视观众存在着三种解码方式：

（1）       支配式解码：受众在主导符码范畴中，观众认同传媒的观点，受者与传者立场一致。

（2）       协商式解码：受众一方面承认传播者的权威和接受他的信息符码，另一方面受者又保留自己与他人不同的意见，形成协商的态度。

（3）       对抗式解码：受众接受传播者的信息符码，但它并不接受，甚至以一种对里的方式读解这些信息，同样的信息在不同的人群中完全可以产出不同的意义。对于大众传媒而言，重要的不是信息的饱和度，而是信息的到达度和接受度。

    从“强效果论”到“弱效果论”，从“知识沟”到“解码论”，受众研究的清晰脉络昭示：不断张扬受众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是受众研究的成果特色。因此，对于对于观众主体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必然会带来电视传播的个性化与对象化，从传者向受者为中心，从传者本位到受者本位，观众的差异性选择心理导师电视频道也要具有多样性与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