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才明白，选择当时才十五、六岁的周璇来演小红，不仅是因为她那“小可怜”的形象，主要是周璇身世飘零，恰恰与小红相似，同时因为她具有单纯到透明体一样的气质，像一张干净的白纸，要怎么写就怎么写，这种素质不可多得。她的唱歌技巧是本色的，又甜又松又柔。 
      记得第一天她到咱们摄影组来的时候，穿的是一件淡蓝色的“阴丹士林布”的旗袍、平底带襻的黑皮鞋、剪得短短的头发。既不像女学生，更没有演员和明星的风度、气味。而当导演引着她向我们作介绍时，她低着头，不敢用眼睛正视咱们这几个所谓“大明星”的脸，只向各位深深地一鞠躬。当然，我们谁也不会请示她，而是深深地喜欢上这个极其不起眼的天真无邪的小丫头。 
      当编导袁牧之讲剧情和阐述导演构思时，她——周璇，总是缩在角落里，瞪着一双大眼睛，眨巴眨巴地，就像个五、六岁的小女一样，贪婪地听着大人在讲故事。她是那样地感到新奇，那样地全神贯注。……一会儿笑了（并且笑出声来！）一会儿又缩起脖子给吓住了，……一会儿眼泪涌现在眼眶里。逢这样的时候，我总是偷偷地瞄她一眼（特别欣赏她的反应）。有时偶然她觉得我在注意着她，于是她立即有意识地收敛起适才的表情，眨眨眼，装出一副大人应有的严肃的表情。可是不一会儿，她又被故事情节所吸引，忘却了世俗社会的一套成年人的矜持；又立即还原于她的孩童的率真和本色，而沉醉，而又入迷了…… 
      有谁想得到，就是这样一个和小孩子打玻璃弹子，无忧无虑的“小丫头”周璇，在《马路天使》的影片中，如此深刻地体味到角色的心灵和性格的核心，并且如此准确地掌握了镜头的分寸感，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丰满而具有魅力的典型的“歌女”的艺术形象呢！ 
      尽管那时她才十五、六岁。我也是逐渐才明了她 的身世——她是孤儿。自己的生身父母出于饥寒交迫把她卖给了人家。而后几经折磨又卖到歌舞班了，当了歌女，流浪江湖，小小年纪尝尽了人生的辛酸。在我听说这个玩玻璃弹子的十六岁的小丫头，当时竟已是一个歌舞班班主的占有物，我愕然久久。花花世界的牺牲品——这种残酷的现实社会生活，和她未成熟的年龄的率真、善良的天性相悖，剧烈地搏斗着。于是过早的导致了她对生活的本质的体验，促成了她对艺术上的早熟的直感。 
      可惜的是：拍完这部戏，我们与周璇就此也分手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八•一三“炮响，我们离开了上海到内地去做抗敌救亡宣传工作。那时侯我们还都太年轻，还不会做人的思想工作（包括袁牧之在内），谁也没去和周璇主动联系过、动员过她，而把她一个人留在了孤岛——上海滩了。 
      我再见周璇，那已是八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重新回上海的时候了。先是由作曲家陈歌辛（陈也亡故多年啦！）带口信给我。说是：“周璇很想见见你。”我回想起周璇蹲在布景片后玩玻璃弹子的神情，笑了。但我们重又相见是在霞飞路一家跳舞厅里。那晚，她穿的是一身常常的黑色绸纱旗袍（大概是时髦的晚礼服吧）。也装饰了些项链、别针和钻石的戒指，披着长长的卷发。她和当年的周璇大不一样了，脸上的气色也显得黝黑，过分地抹了些化装油彩，虽然掩盖了眼角的鱼尾纹，但却掩盖不住她的疲惫和忧伤的气质。我们两人都努力地寻找些恰当的话语，但都又十分艰难。我已记不清楚到底如何开始又如何结束那次会面。只清晰地记得她无限感慨地说过一句话，是在我问起她这些年拍了些什么样的片子的时候，她说：“不要提了。没有一部是我喜欢的戏。……我这一生中只有一部《马路天使》……” 
      以后，我看了她在上海“国泰影业公司”拍摄的、田汉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忆江南》一片。周璇一身饰两角，演得还不错。又以后，我听说她去了香港。我也就此没再打听过她的消息。又以后…… 
      又以后啊——解放之后，我见到从香港回上海的周璇——嫉妒的神经质的被弃的孕妇。又以后，她是怎样中断了《和平鸽》的拍摄，怎样进的精神病院，她的孩子怎么成了我们家的孩子，她的去世……这一切，留给上海电影妇女委员会的吴茵、黄晨、王人美和我爱人黄宗英去叙述吧。这里，可堪告慰的，也是读者们十分关心的，周璇的遗孤毕竟已经在祖国的温暖、发展和动乱中，和我们的儿女一起张大成人了。安息吧，周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