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式态分崩离析后的诗情外翻

——读杨吉成千行地震诗《心底的歌》

凸凹/文

“我的强项是书写公文。”这是五.一二地震后，杨吉成创作的抗震救灾千行长诗《心底的歌》打头写下十三个字后就开宗明义告诉读者的话。随着一行一行往下读，我看见的是那些冷血的、板着面孔排着整齐队伍的公文，正被一双手撕碎，或被什么震击——订书钉折断了，仿宋体不仿宋了。一时间，公文哗变、造反、革命——哗变成了新闻通讯、造反成了文学式态、革命成了诗歌艺术。这个三叠式的渐进线路，使作者二零零八年夏天的书写，离机关公文的套红之路越来越远。

碎化公文，如果作者是位刚跨入行政仕门的年轻公务员可能容易些，可对于杨吉成这位有着三十来年工龄的官员来说，其难度恐怕不亚于行走在自己故乡那条险峻的“川北道”上。写诗写诗，写的是难度。就官员诗人而言，我以为，其碎化公文的能力即生成诗写的能力。

由此，得出我的结论：杨吉成诗写的能力是强大的、显明的，其耕耘刈获的诗歌之蓏是富硕的。“坍塌的山体掩埋了汽笛/……明亮的教室折断书声。”（《国殇》）“美丽，是袁文婷老师的富有，/如玉年华还有无数的芬芳美丽，/用美丽支撑了十三条生命，/我们也分得一份支撑，/那是爱。”（《最高贵的身份》）“通人性的小狗/也在废墟边寻觅，/也不时地发出/一声声呜咽。”（《不愿离去的小狗》）正是这些诗意浓郁得黏心粘肺的句子，扎扎实实说明着这首长诗的艺术质量和诗学价值。

不错，诗人手中的笔离八股状公文越来越远时，离野马状诗歌越来越近。

碎化公文的方式很多，比如技术、哲思，比如“乱搞”，但杨吉成使用的爆破材料主要是“爱之情”、“痛之感”：

但这一次我要用心底的歌，

唱出我心底的感动。

全国人的感动是我的感动，

全国人的哀恸是我的哀恸，

全国人的行动，

也是由亿万个我的行动推动。

公文的剧冰，见了情感的遽火，不分崩离析才怪！这样的遽火，没有大灾、没有大恸、没有大爱，不出现——就我的“知道”而言，作家兼诗人的杨吉成写随笔、杂文、评论，甚至也写旧体诗，有《素心》《家山北望》《灵心诗性——诗性的中国文化》等著述行世，惟独没见其写过形态恣纵、更能承载大悲大痛的新诗。这一次，新诗出现了。一出现，就是一千行；一出现，仅用那个极偏端、极浓烈的词——最——具名生成的诗就达十一首之多！

杨吉成的千行情感由“国殇”、“在尧邦禹甸”、“‘ 最’字歌”、“中国温柔的心”和“另一种考量”五篇章构成，前冠之以“序”，后坠之以“结语”，凡二十六首——这个公文体制的诗袋里，装着那么多被情感击散的公文碎片、被诗歌筛出的艺术砂金。历史追究、事件梳理、人物刻写、细节深叙、逻辑推衍、格局把定以及关键词遴抉等，那些公文的、新闻的、学术的东西，进入他中年的情感反应器，在出口一现身，就诗了。那些诗，是从他深如哑井的心底外翻出来的，其势头之高，底气之足、盐份之重、幅员之宏，充分彰示了诗歌的“歌”——这大约也是诗人命名长诗为《心底的歌》的秘由。“因此，我实际上继续歌唱。并且，让我告诉你，希伯莱语中的诗一词是‘歌’。‘歌’与‘诗’是同一词。我继续歌唱，有时就像珀涅罗珀。”（耶胡达•阿米亥《诗人教育》）

这个长诗，我在《四川文艺》报上读了第一遍，在《心灵驰援：成都抗震救灾诗选》书中读了第二遍。因为写这篇短文，现在，我正在读第三遍。我的意思是，它沉底的能量，经得起外翻和释逸。

搴出公文中的冰渣，灌入情感的烫和热血的沸，加温，再加温，这就是杨吉成所做的。——都这样了，还不够吗？

杨吉成对诗的态度是严苛的，他还让《心底的歌》在另外两个向度上拓开了自己创作的场界：除了月下夜读，它还可以在强光打射的广场舞台以如歌的朗诵之姿赢获更多的掌声；除了是抒情的“地震诗”，它还是勾连了诸多成都域情和风貌的人文地理诗。

写地震诗是悲情的。但从另一个视阈看，因了这次实践，写旧体诗的杨吉成一定尝到了千行新体诗带给自己的一千零一次快乐。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