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着明朝的砖头、清朝的瓦片，我在这院子里沉思默想，从二门踱到老窗下，从老窗下踱到东厢房根基处，浸润着山陕商业文化的这个老院子，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气氛，每一次回头时，我都有一种莫名的惊诧，有一种虚幻的渴盼，那就是眼前会突然出现一个古人、一群古人，他们相约来到这里，其中有投汨罗江的屈原、溺水的李白、欲投太湖和长江而未能的苏东坡、背着南宋皇帝投海的陆秀夫、自沉池水而又被救出的柳如是、在日本蹈海的陈天华、投昆明湖的王国维、投太平湖的老舍……投黄河的杜丙引领着这些先贤，他们在一起论说着，吟哦着，叹息着，庄重而肃穆，安详而悲凉，他们是从此岸到了彼岸，现在又从彼岸回来。

他们为何要死呢？

陈寅恪先生认为王国维先生死于一种文化：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

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

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由此，我要说，杜丙也是死于一种文化，即晋商文化。他固执地在心灵深处坚信：经商是高尚的，商业发达是文明社会的象征，国家的许多一流人才应该去坦然经商；晋商并非为富不仁，而是遵循孔子的教导，以关公为楷模，仁爱有礼，讲信重义，刻苦节俭，股份经营，团结互助，共同富裕；晋商不仅商德高尚，而且一整套的经营管理方式都是完美的，应该发扬光大，传之永远……但是在“文革”中，杜丙的所思所想和社会现实差别太大了，受他恩惠的村民们、远乡近邻们一起被发动起来批斗他、侮辱他，他的奶奶——最疼他的人——那节孝牌坊也被炸了。怎么忽然之间，冒出这么多为难自己的人？自己一辈子积德行善，虽家财万贯、商号土地甚多，但从未压迫过人、侮辱过人，怎么到头来是这样一个下场？乡民们怎么了？中国人怎么了？晋商文化怎么了？中国文化怎么了？杜丙长叹一声，投河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