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晚上，大雨如注。在厦门市图书馆一楼右侧容山堂画苑，《海燕》编辑黄静芬策划并主持了第二期“文学在线”活动：特邀作家吴尔芬做了《在小说中体现故事精神》的主题发言，冒雨前来参加沙龙活动的有20多位我市作家、文学爱好者。
    吴尔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厦门大学客家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著有长篇小说《雕版》、《九号房》、《姐妹》、《人皮鼓》，小说集《迷途》，散文集《对影成三人》，报告文学《厦门与台湾：交融共进》，长篇传记《商业巨子胡文虎》等，曾获福建省政府百花文艺奖、黄长咸文学奖、福建优秀作品奖。
    此次活动由厦门阳光音符文化传播公司提供场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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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中体现故事精神

○吴尔芬

    在语言、人物、情节等小说要素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故事，故事是第一性的。什么是小说？戴维·洛奇斩钉截铁地肯定，“小说就是讲故事。”爱·摩·福斯特甚至说，“故事是一切小说不可或缺的最高要素。”我用四个方面的理由来支持我的观点：

    1.能够进入大众视野的作家都会讲故事，淡化故事的永远只能是文学圈的小众作家

    思想解放运动以来，随着外国的文学作品大量被翻译到中国，年轻一代的作家从中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作为对“现实主义”的反叛，先锋小说颠覆了故事，进行了不同形式的语言探索，拓展了小说的各种可能性。众声喧哗中，中国小说进入了“无状态”，即进入无规无格无形无序的时空状态，一时导致整个文坛对小说的优劣丧失了最基本的判断能力。在先锋作家中，余华和北村由于顺利地实现了从形式探索到叙述故事的转轨，进而巩固了他们小说的地位；另两位走得更远的先锋作家孙甘露和吕新，由于从骨子里拒绝讲故事，从而拒绝了读者。当然，孙甘露和吕新也被读者所拒绝，渐渐地，他们淡出了读者的视野。陈忠实的《白鹿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范稳的《水乳大地》等等小说，吸引我们的，首先是故事讲得好。
    正如博尔赫斯所指出的，“我们的文学现在正日趋混乱，变得像自由诗。”有一些作家陷入了语言和形式的迷宫，他们将博尔赫斯挂在嘴边，主张淡化故事，向读者出示无情节、无人物、无故事的三无小说。其实，在博尔赫斯的小说中，迷宫情结使文本充满了抽象的玄想，但是凭借着小说的叙述技巧，玄想的晦涩与枯燥逐渐消散在扣人心弦的悬念故事之中。理论家认为，乔伊斯以探索人类内心世界为主旨，《尤利西斯》描绘的是内心的探险，也就是灵魂自我寻找的历程。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一、乔伊斯拒绝讲故事，只注重设置迷津；二、乔伊斯拒绝读者，只注重教授学者们的争论。毋庸置疑，乔伊斯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先锋作家的问题。

    2.进入21世纪，不论是出版社还是杂志社，他们推出的作品无一不是靠故事在支撑

    上世纪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还偶尔选载一些探索性很强的小说，到了21世纪，探索性小说在杂志上就几乎绝迹。至于《中篇小说选刊》，干脆不承认余华、格非、北村他们写的是小说。《收获》长篇小说增刊用稿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好看”，《人民文学》破格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风声》就是因为可读性强。
    《福建文学》一位小说编辑告诉我，现在文学杂志最欢迎的小说是从案件讲起的故事，比如厦门作家须一瓜的小说。因为选刊都喜欢这类小说，而选刊是文学杂志的风向标。说透了，是读者喜欢这类小说，因为读者是选刊的衣食父母。
    至于出版社，就更不用说了，21世纪后，有哪一家出版社推出过语言探索的小说？不论是评论家热捧出来的美女作家，还是大中学生追星的韩寒、郭敬明；不论是近在眼前的厦门作家高和，还是远在天边的二月河；不论是网络文学，还是莫明其详的90后；不论是“悬疑小说的领军人物”李西闽，还是命名“犯罪心理小说”的我自己，大家都无一例外在比赛谁的故事讲得更吸引人。
    其实，“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小说写来写去无非是生离死别、爱恨情仇。马原把经典小说的故事结局总结成十三种：死、大团圆、诗意、揭秘、解嘲、有去无归、梦魇、循环往复、得而复失、走出叙事人视野、以死亡来终止、歪打正着、迷失。

    3.消费故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内心需要，人的生活是由时间生活和价值生活两部分构成的

    人对故事的需要是与生俱来的，儿童靠倾听故事催眠，男人靠阅读名人传奇支撑梦想，一个家庭妇女呢，当她吃过晚饭洗过碗打开电视的时候，靠的是看两集电视剧打发漫漫长夜。当读完一部小说、看完一部电影，或者听完一个传奇的时候，我们不免叹息连连。也许我们永远成不了故事中的人物，但一个故事，特别是一个让人震撼的故事，总是为我们打开一扇认识人生的窗口。
    然而，故事不等于小说，就好比事件不等于故事。“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这是事件，因为只叙述了一个过程；“国王死了，王后因悲伤而死”，这是故事，因为有内部的因果关系；“年轻貌美的王后为何茶饭不思，直至香消玉殒，因为她思念故去的国王”，这就是小说了，因为有描写，有情节，有悬念。因此，新闻事件不能发表在《故事会》上，《故事会》里的故事也不能发表在文学期刊上。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时间生活和价值生活两部分构成的。“今天是我们结婚10周年纪念日”，“明年我的孩子就上初中了”，这是时间生活；“她的眼神让我终身难忘”，“这件事会让我恨他一辈子”，这是价值生活。在加缪的《局外人》中，主人公莫尔索在监狱里一人独处，这时他发现一个人哪怕在社会上只活过一天，也够他在监狱里回忆一辈子。这就是价值生活对时间生活的突破。从小说世界与经验世界的关系着眼，可以将小说分为三类：第一类，小说世界比经验世界好，这类小说描述骑士传奇的英雄世界，通常称为浪漫小说；第二类，小说世界比经验世界差，那是讽刺小说；第三类，小说世界与经验世界一样，呈现出历史的模仿世界，通常称为现实主义。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真实世界在伦理上是中性的，而小说世界则充满着价值观念。

    4.故事比经验世界更简练，故事的完成是为了表现良心在这个时代的价值

    那么，小说中的精神指向通过什么方式体现出来呢？是语言吗？是人物吗？是典型环境吗？不是，只能是故事情节。小说一旦离开了故事，不仅与诗歌难以区分，而且最终将导致小说的死亡。
    故事与经验世界的第一个区别是，故事比经验世界更简练。经验世界是没有边界的，没有人知道它从哪里开始，也没有人知道它该在哪里结束，或者说它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在公园、在餐馆、在公共汽车上，如果注意倾听别人的谈话，你会发现人们在无休止地重复着自己，围绕着庸碌的、乏味的日常无聊，谈着不必要的、毫无意义的陈芝麻、烂谷子。每一个刚出道的作家都知道，一部小说至少要在三个方面使故事变得比经验世界简练：对话、人物和场景。
    中国作家缺乏的不是结构故事的能力，而是完成故事价值的能力。故事的价值不是靠语言来完成的，而是靠故事的方向来完成的，这就要求作家必须具备一种良心的判断力，才能够在故事中出示以良心为本质的价值向度。良心是作家确立价值立场的根基，本源地包含对一切堕落与黑暗事实的批判。故事的完成是为了表现良心在这个时代的价值，情节使良心经历一个一个过程，使故事不再是美学意义上的，乃是价值意义上的。
    对一些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进行叙述，就是故事；通过生活的、有质感的故事，表达作家独特的感受，这就是小说。

观点＞＞＞ 

好的语言对小说起到一种美化作用

    黄静芬（厦门日报编辑）：我不写小说，原因之一是说故事的能力不具备。故事性的确是小说的要素之一，只有好看，你才能看下去。然而，如果有很好的故事，再加上很好的叙述语言，这样的小说，才应该是部好小说吧？我认为的好小说，要有好故事的框架，但小说的丰满程度，还是需要语言功力的。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能让我看第二遍的小说，肯定是语言非常好的，而只急忙读一遍的，肯定是故事性很强的，我会被作者设置的悬念吸引，急于知道悬念的结果。而语言很好的小说，我会放在床头，常常随意翻到某一页去读。好的语言对小说起到一种美化作用，读起来让人有快感。
    萧春雷（厦门晚报编辑）：我先说一下正统的文学理论吧，虽然我本人不是太信服这个。正统的文论认为人物第一，故事第二，所谓“典型环境的典型人物”。我觉得吴尔芬的理论有些问题。首先是“小说一定要有故事”，好的故事很重要，但是最好的小说讲的故事都不好，故事讲得最好的是商业小说之类的。我喜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讲的故事就不好。卡夫卡、福克纳也讲得不好，顶级作家讲的故事都不怎么好。第二，关于小说的分类，我也不大赞成，比如《悲惨世界》，你不能说它是通俗小说吧？第三，关于真实性，最好的小说不需要真实性，越假越好。当然，纯粹的语言好也不够，如果没有故事，也不好，这样的作家会被读者淘汰。语言是有韧性的，非常重要。现在很多作家不缺故事，缺的是怎么叙述，所以他们会很注重去探求叙述方式，追求叙述技术，而如何安排故事，只是一个技巧。当代小说，语言比较好的是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故事讲得最好的，可能是麦家吧。

好的作品一定是在对时间和空间的追寻中发生的

    张云良（企业管理者）：我可能比较偏向小众阅读。我认为好的作品一定是在对时间和空间的追寻中发生的，如果没有对这两者做出贡献，那么这小说就未必是好小说。首先，小说的语言必须吸引我，如果第一句不能吸引我，我可能就读不下去，语言比故事重要；其次，是小说的文本意义，有的小说在故事性和语言上都不好，但是可以写进文学史。格非、马原、孙甘露这批作家在探索先锋创作时，对我们的语言是有贡献的，但是现在，他们也进入了胡同。我们现在进入消费时代，大家对文学本质的探寻意义已经消解了。对语言、故事架构有贡献的外国小说，我可能会一读再读。如果仅仅靠好故事进入文学史的，意义不大，就像吃快餐，吃饱就算了。有些小说故事很乏味，但是语言很好，会吸引你读多次。我自己也很矛盾，在买小说的时候，到底是因为语言好，还是故事好？把二者结合好似乎很难，语言好的故事一般都不好，故事好的语言不一定好。
    萧春雷：我还是认为语言难，故事更容易。
    吴尔芬：这是大家的误区。光有语言是不够的。我觉得第一性的是故事而不是语言。说实话，我现在读的小说越来越少。
    黄静芬：这很正常，跟年龄有关，年轻时读小说很起劲，现在就淡漠了许多。
    张云良：现在许多小说家都读一些稀奇古怪的书。
    朱忠甫（中学教师）：故事出彩好，但是比较而言，如果语言出彩就更好。比如《围城》，语言太精彩了，故事却很一般，但是没有人会否定《围城》的地位。语言还是比故事重要。
    萧春雷：《围城》算是比较特殊的现象，很多作家不需要故事也能成为大作家，比如钱钟书就靠那本《写在人生边上》就能成为散文大家，因为语言太好了。再比如张爱玲，她的语言找不到第二个，她在文学史上是鹤立鸡群的。

批评家的理论跟不上作家的创作变化

    李秋沅（儿童文学作家）：我觉得小说的思想性很重要，语言也重要，比如我喜欢的《喧哗与骚动》，故事性就不强，但是语言很好，思想性也很强。单纯地把故事性抬高到一个好小说的重要位置，我不大赞成。好的小说是指向“真”，真实是什么？无法回答。
    吴尔芬：李泽厚认为真实存在于客观认知，而刘小枫重新解读了真善美，认为真实是因为相信，善是因为有盼望和期待。
    洪本祝（公务员）：我觉得把一件小事说好，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比如刘震云，他写的都是很小的事，但是写得都很好。关于故事和价值观的问题，我想，应该在故事中出示作者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观。
    萧春雷：历史真实有一套系统的社会语言在支撑着。怎么认知美是需要经过训练的。小说的“真实性”与社会变迁有关，比如《巴黎圣母院》，开头一堆的景物描写很真实，但是现在很多人看不下去。现在小说的叙述方法变化太大了，过去的那一套行不通了。
    吴尔芬：现在的一些小说家漠视一种现象的存在，漠视时代的变化，漠视人们阅读习惯和审美习惯也在发生变化。现在的很多批评家还用托尔斯泰的小说来衡量我们的创作，按《红楼梦》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水平，可我们现在根本就不会再出现那样的小说。
    黄静芬：我觉得是读者阅读兴趣的变化导致作家创作方法的变化，因为作家必须自觉或不自觉地迎合现代读者的阅读趣味。现代社会是匆忙的，信息量很大，消遣的方式很多，传统的美好与悠闲我们回不去了。如此，导致很多批评家的理论跟不上作家的创作变化。
                                                      （黄静芬余巧英 整理）

    以上文载2009-05-15《厦门日报》3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