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的人生漫长又短暂，有艰难有坎坷，有成就有欢乐。如今，岁月悄然流逝，再不回头，紧紧握在刘凤华手里的，依然是她一直追求的“人要有事做”、“做一些善事，心里就踏实”的人生之趣和幸福之源。 

   35年教龄：以玩带动学，以活动增长学生智慧，不要学生死读书，读死书，品行教育排第一位

    我的年轻时代，离我很遥远了。我的计算工龄的工作时代，也离我很遥远了。现在，回忆起那些青春激情和努力工作的岁月，我的心里，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1958年，21岁的我毕业于长汀师范学校，被分配到连城新泉公社一所中心小学当老师。任教半年后，公社创办了一所半工半读的女子红专学校，学生由每个大队选送2名妇女干部组成。年轻的我被调来筹建这所学校。
    我是学校惟一的老师。学校有50名学生，年龄最大的学生比我大3岁，最小的15岁。我将她们分成2个班。每天，一个班劳动，一个班上课。学生吃住在学校。我与学生一起，种菜、养猪、养鸡、养鸭、酿酒、开公路。一年后，学校被评为福建省先进单位。在上世纪60年代初，正值国家进入困难时期，我和我的学生因学校“物产丰富”，不曾饿过肚子。
    我的丈夫是我长汀师范的同班同学。1960年，大女儿出生了，我们夫妻俩都忙工作，孩子没有人管。我妈妈说，你们调回长汀吧，我帮你们带孩子。1962年，我们调回了长汀，丈夫调到长汀附属小学当教导主任，我到城关中心小学任教。
    之后，我当了普通老师20多年，一直是学校的教学骨干。1983年，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我突然被调到南区小学当校长。接到调令，我很烦，不想去——那是一所城区规模居第四位、校舍破烂、70多名学生没考上初中、升学率才62%的“差校”；而那时，我的丈夫早已是校长，一家两个校长，孩子谁管呢？
    磨蹭了两个月，46岁的我，不情愿地走马上任了。
    既然走马上任，就得干出成绩来。
    一贯以来，我赞成寓教于乐的教学原则。当了校长后，我烧的第一把火就是：每个学生人手一球一拍（乒乓球）——南区小学是乒乓球传统校，我要发扬这项传统，以活动带动教育教学。
    此后10年，学校和我个人获得了许多荣誉：1985年，学校被评为福建省体育传统校先进单位；1986年《福建教育》11期封面登了我的照片，介绍了我们学校的办学经验；1987年，学校被评为全国和福建省体育传统校先进单位；我被评为全国体育传统校优秀工作者和福建省关心支持体育的10名校长之一；1990年我作为亚运会观摩团成员之一去了北京……
    那些年，长汀教育系统中流传一句话：要学到东西，就得到刘校长手下；要轻松，就不能到刘校长手下，你会被累死。听到这句话，我淡淡一笑。
    那些年，我始终坚持的教学方法和管理理念，都是注重素质提高。我上课，绝不拖堂，作业不多，课间一定赶学生去玩——记得我初当校长时，全校仅两张乒乓球桌，在下课时，全被我班上的学生“占据”，根本轮不到别班学生“插足”。以玩带动学，以活动增长学生智慧，不要学生死读书，读死书，品行教育排第一位。以这样理念贯彻的结果，是学生的成绩飞快提高，排名全区第一，许多家长千方百计想将孩子转来南区小学，还有，我带的班如此“放任自流”，也没有老师敢接手。
    岁月一晃而过。1993年，在我满35年教龄，当10年校长后，我退休了。

    2把病魔刀：对于死亡，我很乐观，我一直认为，没死就要好好活，而逃不过死亡的魔爪，就既来之则安之

    1990年，学校要盖教学楼，一些资金要依靠自筹，我忙得像个转不停的陀螺。1991年，我病倒了。我的大儿子是学医的，他陪我到福州住院。检查结果一出来，儿子就摇头，不断说：麻烦，麻烦。什么麻烦？麻烦什么？糖尿病是什么病？我根本不当一回事，急着出院要赶回学校主持期末工作。出院回校后，忙起工作，我常常记不得要好好吃药。
    1994年，我的身体出现糖尿病并发症，左眼重视，将一个杯子看成两个，根本不知哪个杯子是实物哪个杯子是虚幻。那时，我已经退休，有大把时间，就到福州安心住院吧。住院一个月，我依然不把糖尿病当一回事。
    1999年，并发症更厉害，我的左眼根本睁不开了，只好又住院，连春节都是在医院里过的。这时，我才开始对糖尿病担心害怕起来。
    2000年3月，我的丈夫被查出得了骨癌。我陪他去福州手术，医生说他只剩3个月时间了。手术后，我陪丈夫回老家。那时，4个孩子都在外地，我们决定不告诉孩子实情。我们认为，癌是死刑，担心是免不了的，但好心态对病人和病人家属更重要。
    我开始将全副身心放在丈夫身上，我们打门球，唱京剧，拉二胡，拉京胡，过着退休老人过的悠闲日子。如此，奇迹出现了，丈夫活得好好的，能吃能玩，能睡能乐。
    2003年5月，灾难降临。这个月，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一个月。5月2日，我被查出得了乳腺癌，我只好去福州做手术。而这时，丈夫骨癌发作正在医院里躺着。5月8日，我做了手术。5月17日，孩子打来电话，说爸爸不行了。手术伤口的线没拆，我就赶了回去。
    对于死亡，我很乐观，我一直认为，没死就要好好活，而逃不过死亡的魔爪，就既来之则安之吧。丈夫被医生诊断为仅剩3个月生命，他被判“死刑”后，却快乐地活了3年，我和他也该知足了。
    料理好丈夫的后事，孩子们不放心我一个人呆在长汀，2003年6月，我来到厦门——对我来说，厦门是一处福地，是我至今仍拥有健康身体的有福之地。
    此后，在厦门，我化疗6次，放疗25次，在医院里进进出出8个多月，头发全掉光，一根不留。儿子给我买了假发，我戴着假发到处跑。
    2004年3月15日，我的放化疗终于结束，进入康复阶段。能够活下来，我当然乐了。我闲不住，开始参加社区门球队，边吃药，边养身，边健身。

    4个好孩子：我是当老师的，老师的孩子不好好读书，岂不是天大笑话吗？我还怎样教书育人呢？

    我的母亲是一位非常心善的女人。在我小时候，我记忆最深的是，妈妈每次买柴火，都要让肩挑沉重柴火走了十几里山路的卖柴火的人在我们家吃一顿饱饭后，才付钱给他让他离去。我是村子里惟一读书的女孩——我到了读书年龄，父亲要我去放牛，母亲要我去读书，为此事，我目睹了他们的激烈吵架。
    我有两男两女4个孩子。生老大时，母亲就来帮我带孩子了，这一带，就是20多年，直到我哥哥退休后，哥哥才将母亲接走。
    在长汀当教师时，我每月工资30多元。我在城里上班，丈夫在城郊教书，不常回家。我和母亲两个女人，共同养育4个孩子，日子过得非常艰难苦不堪言。我们糊过火柴盒子，糊1000个，得6角钱。我们养母猪，拉煤，做煤球。每日三餐，仅买一点青菜。发工资时，买2斤肉，炖一大锅汤给孩子们喝。那时，我1.64米的身高，体重最轻时仅有84斤，瘦得仿佛风一吹就能被刮跑。
    对孩子，我向来要求严格。孩子们也乖，知道妈妈没钱，从不要一分零花钱。我是当老师的，老师的孩子不好好读书，岂不是天大笑话吗？我还怎样教书育人呢？
    我的4个孩子，都是好孩子。如今，大女儿在老家一家银行工作，她有两个孩子，一个读大四，一个读高一。二女儿毕业于沈阳航空学院，1997年去了加拿大，她也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在读哈佛，一个孩子在国内读小学。老三是男孩，他是医科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后来他也去了加拿大。老四是男孩，厦大研究生毕业，在大学时就入了党，现是厦门政府公务员。
    孩子们都特别孝顺我。丈夫去世时，我刚做完乳腺癌手术，一时承受不了如此沉重打击，这时，小儿子对我说：爸爸去了，我们无能为力，你自己一定要保养好自己的身体，让我们姐弟有一个妈妈来孝顺。儿子的话让我感动，也让我明白，为了孩子，我要挺住，要好好活着。
    2005年8月，一个偶然机会，我认识了厦门同心慈善会的一位义工，在义工的引领下，我成为了义工的一员。我表示：我是老师，慈善会下属的儿童院如果需要我为孩子们做些事，我愿意去。2006年3月我去了加拿大，8月回来。2006年10月，我打理好行装，去了翔安澳头儿童院。我去儿童院的第一周，大儿子回国，开了车来儿童院看我。他问：儿童院需要什么吗？我说：你买台发球机吧。大儿子二话不说，就给了我3000元。发球机买回来后，儿童院的孩子们别提多高兴了。

    全职做义工：不愁吃不愁穿有事做，有30多个孩子陪我度晚年，天底下最幸福的人就是我

    2006年10月，我开始到儿童院“工作”。儿童院有31名孩子，最小的10岁，最大的17岁。此后，每周一到周五，我和孩子们同吃同住，孩子们全部管我叫“奶奶”。当这么多孩子的“奶奶”，真让我开心。
    在儿童院的每一天，我的日子一成不变：6：00起床，6：30早锻炼，6：40领孩子们早读，7：10早饭，7：40送孩子们上学；孩子们上早读课时，我将“差生”从老师那儿“借”出来专门开小灶进行辅导；孩子们上课时，我与没上课的老师进行沟通，在校园里做运动；11：10放学后，我带孩子们回儿童院，12：00午饭，午饭后至13：30之间，辅导孩子们作业，13：30后我休息，孩子们由另外的义工陪同去上学；16：00我又出发去接孩子，在学校，利用学校的操场等场所，组织孩子们进行体育活动：长跑、短跑、跳远、打篮球……
    这样的每一天，令我觉得，我的日子是多么的好。
    与孩子们朝夕相处，我们的感情深厚如奶奶与亲生的孙子孙女。孩子们太可爱，他们的笑脸和取得的进步，是我的快乐之源。
    有一次，体育课全班练长跑，跑在最前面的4位孩子全是儿童院的孩子，他们精气神十足；有一次，儿童院一个初一的孩子参加全区书法比赛，获得二等奖，去年他读初二了，又参加比赛，得了一等奖；去年，儿童院有8个孩子读六年级，毕业考成绩一个全校第二名，一个第五名……
    孩子们的进步，我看在眼里喜在心里。我拿出自己的钱，为孩子们设奖学金。过年时，我给每个孩子发红包，钱不多，每个红包装5元，然而，这区区小钱，是我这个当奶奶的一点心意。
    义工有补贴，慈善会的负责人做好补贴表叫我去领，我有退休金，我的钱够花，我不要补贴。每次往返儿童院，车费都是我自己出，我不报销一分钱。七八年前，我在老家资助了一个贫困孩子，从他读小学二年级开始，到今年，这孩子自立了，不需要我资助了；而我满70岁，刚刚领到“老人卡”，坐车不用花钱，又可以省钱了；而且，退休金高龄补贴又增加了50元……这样细细计算，我有足够能力资助儿童院的孩子了。所以，从今年1月开始，我每月用400元资助了儿童院的一名孩子。
    人生的乐趣在哪里呢？人来到世上，就要做点事，不要白活一遭。如今，做全职义工，我的生活充实，我的心灵年轻，我的身体越来越好。我想，活到100岁，对于我，应该不是梦吧？
    我觉得，我的70岁的人生很有意义。我的人生观与一些追求物质享受的人不同。对于吃，能吃饱就行；对于穿，能保暖干净整洁就行；有事可以做我便感到幸福，能够发挥余热，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哪怕是非常微小的事，我就觉得高兴。
    如今，我不愁吃不愁穿有事做，有30多个孩子陪我度晚年，天底下最幸福的人就是我了。

【记者手记】

善如微光

●黄静芬

    羽绒服，红毛衣，花白头发，思维敏捷，仿佛，活力十足，有用不完的精力。这样的刘凤华，笑声朗朗与我见面，任我怎么细看，也看不出她是70岁高龄老人，且还是身上“插”着两把“病魔刀”的癌症患者。
    刘凤华说，厦门的家在7楼，儿童院的家在4楼，每天上下楼，气匀着呢。她说，我快乐，没烦恼，我的身体机能像60岁，我的心理年龄像20岁，我再活个20年30年，应该没问题。说罢，她孩子似的笑起来，眼神纯净。
    我也笑起来。
    我相信，每个人都怕老。然而，老是不可抗拒规律，在时光面前，存抗拒想法，无异螳臂挡车。看着刘凤华，我想，老就老呗，如果能像刘凤华一样，老时仍活得乐观充实，活得平淡平凡又知足快乐，活得“做一些善事，心里就踏实”，此老境，真不错。
    我相信，每个人都必老。然而，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许多善，像萤火一样，不断发出微光。这些微光，如果都像刘凤华一样，不吝啬自身热量，尽量照亮他人的前路，微光聚成束时，一定能使苍茫人世明亮如炬，少有黑暗，或不再有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