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班主任有权批评学生”竟然需要教育部下文规定，不由得心生感慨：我们的教育为什么总是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感慨前，我先给大家讲一下我小时候上学的遭遇：入小学的第一天，前来送孩子报道的家长们总不忘甩下一句慷慨：孩子就交给您了，该打就打，该骂就骂……。老师们也着实实在，凡是犯了错误的小同学们，没有不挨教鞭抽的。至于我这样调皮捣蛋且皮糙肉厚的，老师都不爱动手了，有一次，老师竟让全班同学轮流每人抽我一教鞭……此事，已在老家当地传为“丑谈”。如果仅仅是这些，我或许还“有救”，彻底摧毁我自信心的是另一件事情。有一天，我拣到了一张金黄色的硬纸片，顺手把纸片对折成一个工作证大小的样子，并在上面画了一个国民党党徽，还写上了三个字“通行证”。结果被班主任老师发现了，从此后，上班主任的语文课时，我被勒令到教室外罚站反省，上别的老师的其他课时，则被班主任老师找去办公室谈话。谈话的大概内容就是我已经走到悬崖边上了、我必须悬崖勒马等等之类的。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完蛋了，我甚至都想到了我的“罪过”会不会连累自己的父母、妹妹弟弟……。诸位！那一年我上小学四年级。

我最终还是被“挽救”到上了初中，英语老师是新进学校的应届师范毕业生，男的。小伙子当时也属年轻气盛，命令全班的早自习及所有自习课必须背诵英语单词，就算是读错了音也会招来一个大耳刮子。一年下来，全班的男男女女，优生差生，听话的调皮的，几乎没有没挨过耳刮子和飞腿的（那个时候正好赶上了全国武术热）。初中三年都是这位男老师教我们英语，我们班的英语成绩在全市的竞赛中名列前茅，可换来的是我们班所有同学在心理上都留下了一道难以抹去的阴影。跟我同桌的一位女生上英语课时，我能感觉到她的腿几乎是抖着熬过45分钟的。我这个“万恶不赦”的差生没有煎熬那么长时间，因为我把小学里对老师积攒的“仇恨”在初中一年级下半学期就爆发了出来，跟那个英语男老师干了一架，从此，我再也不学英语、不上英语课了……。

对了，补充一点，我上述的两位老师都是我的班主任。时过境迁，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班主任竟然沦落到了如此境地，批评一下学生还需要讨一柄尚方宝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现在的学生真是幸福啊，别说耳刮子、飞腿、黑板擦之类的“凶器”，就连批评一声都需要行政性授权，世道真的变了。

前后对比，我觉得一不能怪老师素质低，二不能怪教育部无能，因为这一切都是两代家长的“慷慨”和“吝啬”惹得祸。

我上学的那个时代，家长们“慷慨”到可以不要自己孩子的尊严，还再三叮嘱老师该打打、该骂骂，而老师如果不打不骂似乎也有辜负家长重托之嫌，于是，我们这一代就成了倒霉孩子。

等我们这一代人做了家长后，深知老师们的“教之道”，并从我们的父母那里接受了教训，变得异常“吝啬”起来。在对自己孩子百般呵护之余，对“作恶多端”的老师更是“严防死守”：你丫敢对我孩子动一手指头，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于是乎，一大批自以为是、以自我为中心、把父母老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不放在眼里的90后成长起来了。这些孩子的自尊心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一阵春风拂过都能吹皱那颗只有“自我”的心，相伴而来的便是抑郁、自闭等等各种心理疾患。

探索所谓的“教育改革”，使我们的教育手段和方式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一个一直以来崇尚儒学中庸的国家，为何总用极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和矛盾呢？

两种极端教育环境下的受害者都是学生。已经延误了两代人了，等第三代“脑残”成为社会主流之时，我真担心他们在惶惑之时都找不到心理咨询师，因为我们的父辈完成了他们的“慷慨”走了，而我们第一代脑残如何疏导第二代脑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