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之一工程款用于行贿”不是一个传奇

惠铭生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预防处对记者表示，部分工程项目三分之一工程款被用于行贿。由于作案手段日趋隐秘、举报概率过低导致受贿多查处少，加之对行贿打击力度不够，使得腐败分子“安全系数”高。（12月10日《法制日报》）

工程款是经过科学预算的，包含材料费、人工费、管理费等，这几年因市场竞争激烈，压制压价现象比较普遍，工程款利润微薄，即便把全部工程款用于工程建设，利润一般在10%以下，甚至仅有2%左右。假如“三分之一工程款被用于行贿”，施工方弥补并赢利的途径只能是大面积偷工减料，或是购置劣质材料，以次充好，抑或是拖欠人工费。在我国， “豆腐渣”工程为何那么多？质量安全为何频发？农民工欠薪现象为何铺天盖地……“三分之一工程款用于行贿”这个现实告诉我们：都是工程“回扣”惹的祸。

其实，“三分之一工程款用于行贿”不是一个“传奇”。最近深圳6座天桥维修工程被爆有质量问题，就有知情人回应：该工程预算160万元，层层转包后，到施工方手里不过25万元。160万元比25万，“回扣”竟然占到近9成。既然行贿才能承揽工程成“潜规则”，那还会有多少工程的发包能经得起“糖衣炮弹”而“独善其身”？“部分工程项目”这种语焉不详的表达的背后，恐怕隐藏难言的潜台词——“三分之一工程款用于行贿”仅是部分工程项目，三分之一、五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甚至占比更高比例，皆有可能。假如都包括进去，有工程款行贿现象的项目，会不会占到“绝大部分”呢？

说起工程腐败，我们往往认为“传奇”在于掌管权力的官员与承包方之间联袂上演的腐败闹剧。其实则不然！工程款不用于工程建设的“传奇”还在于奸商的层层转包。资质借用和工程层层分包的泛滥，也是大肆切割瓜分工程款的主要路径。现在业内人士都知道，借用他人资质承揽工程，要缴纳所谓的“管理费”，占到工程款的3-6%左右；而工程每非法转包一次的“市场价”约为5%左右。在这种“潜规则”下，像吉林那段投资23亿元的铁路工程沦为“骗子承包、厨子施工”；像一些重点桥梁工程、工程设施建设，最终由几支农民工队伍担纲主力军，哪还算是“传奇”故事？

多年来，我国出台了很多法律法规，比如《建筑法》、《招标投标法》等，也完善了各种制度，比如全国各地都建立起规范的建筑有形交易市场，对较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实行招投标等。也就是说，规范工程承发包，杜绝腐败，我们素来不缺法律，不缺乏制度，也不缺监管部门，但这些法规与制度，竟然沦为摆设；众多监管部门，形同虚设。所以，“工程上马，干部下马”、工程建设领域“前腐后继”也不是一个“传奇”。

“三分之一工程款被用于行贿”“传奇”在哪？就是因为监管部门被市场违规行为牵着鼻子走，甚至沆瀣一气，沦为帮凶。假如都能严格依法行政，恐怕没有多少漏洞可钻。假如严格监管，何来工程发包藏污纳垢，甚至层层分包？

在利益的驱使下，浊气弥漫的工程市场不会“自净”，只能依仗执法部门的严格依法监管予以“澄清”。当全社会为“三分之一工程款被用于行贿”纠结和愤懑时，我们更应该剑指监管部门——法在手，权在握，工程建设管理的职能岂能闲置和失守。

 12月12日发《新华每日电讯》、《珠江晚报》、《嘉兴日报》人民网等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