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缘何敢用党性保证送“红包”是违纪不是违法？

惠铭生

陕西省平利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交警大队大队长陈衍平一年多时间给相关部门、人员送礼共5.6万元，并备有详细的“送礼清单”。对此，陈衍平说：“我用平利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兼交警大队大队长的人格和党性担保，我绝对没有违法，仅仅只是违纪。”（《华商报》5月29日）

新闻链接：http://news.tom.com/2006-05-29/001V/09451715.html

一年多点时间，作为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交警大队大队长的陈衍平，就给相关部门、人员送去5.6万元的“红包”，并且也有详细的“送礼清单”为证。对此，陈衍平缘何敢于用人格和党性保证自己“绝对没有违法，仅仅是违纪”？我想原因不过如下：

首先从法律规定看，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和第三百九十一条是分别规定了“行贿罪”和“对单位行贿罪”，但前提要件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陈衍平向县财政局等单位送“红包”，未必是为特定的个人或单位谋取具体的利益。陈衍平是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交警大队大队长，我相信他是熟捻法律常识的，不是出于“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送“红包”，他当然不认为自己是违法。

其次，从世俗“潜规则”看，在当今社会，逢年过节，虽然中央与各级党政部门三番五次严禁单位收受礼品，但现实是，那些“禁令”几乎是“纸老虎”。在一些节日期间，下级单位上上级单位、有些部门向同级“要害”部门、有些单位向主管部门送“红包”或礼品，这是约定俗成的“潜规则”。所以，一到“年关”前后，某些“中心城市”就“堵车”，机关门口更是“车水马龙”。用公款、以单位的名义给有关部门或领导送礼，这恐怕“连地球人都知道的”公开秘密。陈衍平送去5.6万元的“红包”就是在2004年前后送走的。有这个社会大环境，他能认为自己送“红包”是违法吗？

三是从动机看，陈衍平向有关部门送“红包”，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一种“公务”行为。向谁送“红包”？送多少？那不是他个人决定，而是集体决定，反正钱没有揣进个人口袋。所以，他当然不认为自己是违法。即使送“红包“行为是违法，那罪名与罪责，也得有单位背负，或者由单位主要领导人背负。事实也的却如此，他送出的5.6万元“红包”，每一笔都有领导签字，倘若让他背“违法”的罪名，他当然不干。

四是从他个人目前的处境看，据陈解释，就“红包”送礼一事，市、县三个调查组都查过了。如果有问题，他现在也不会还在这个办公室，继续当着领导干部。是啊，市、县三个调查组都认定他是“违纪”而不是违法，他当然更加理直气壮，敢于用党性与人格保证自己送“红包”不是违法。

党性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模范地遵纪守法，就是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具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等等。但是那5.6万元钱，明明是国家的，现在，一个陈衍平把这些钱以“红包”的形式送给某些单位，结果老百姓的纳税钱摇身一变，揣进了有些人的个人腰包，成为私人财产，这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法理上讲，既不合情，也不合法。我倒怀疑，陈衍平在高喊“党性”的时候，他是否知道什么是党性？

凭心而论，假如我们设身处地站在陈衍平角度看问题，也许，我们也会固执地认为送“红包”不是违法，最多是违纪。法律上的漏洞，社会流行的丑陋的“潜规则”，以及“法不责众”的弊端，让丑恶的行经成为社会的一种“时尚”，遮掩了法律的光芒，成为违法犯罪的“护身符”。有行贿事实而不认为是行贿，这是陈衍平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陈衍平只是社会悲剧中的一个个体而已。

刊发《华商报》等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