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陈翠英是1992年冬季的正月十四下午突然离世的。17年过去了，我们家的人总觉得她还活着；她之所以不在家里，是她出去了，随时可能回来的。我不太在意祭扫的事；我更在意母亲希望我做什么，我经常会想，如何做好母亲希望我做的事情，我不想在祭扫的形式上，花太多的心思。   
    我在看纪实节目的时候，经常看到有人家里老人行动不便，或是行动没什么障碍，但因为年老收入少，成了子女们的累赘。也许别人会谴责这样的不孝子女，而我更多地是羡慕他们，羡慕他们有一个长寿的父母。遗憾地是，我母亲去世的时候，还不到58岁。我真羡慕那些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母亲的人；如果母亲活着，哪怕她病了瘫了，甚至成了植物人也好。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从来就没有得过病，连感冒发烧这样的小毛病也没有，倒是父亲打年轻时候起，身体就不太好；父亲的毛病主要是胆结石，医生曾经说，像父亲这样的身体，最多只能活十年。那段时间，我经常看到母亲一个人默默地流泪。可是我的印象中，母亲从不生病。也正因为母亲的身体一直很好，走路总是很快，昂首挺胸的，所以，母亲的去世，我们全家都感到非常地意外。
    1991年，我在宁波大学法律系做教师，住在集体宿舍里。父母亲都已经退休了，姐姐的小胖姑娘晶晶，母亲带着。父母和晶晶三个人在那年初春的时候，一起到宁波来了。我在宁波大学旁边的农民新村里，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三个月只有100块钱房租。我们在附近加工棕床的小店里，订了一个双人大床，90元钱；又把我在集体宿舍里领的小床拿过去。父母和晶晶睡大床，我睡小床。再花30块钱，买了一个可以折叠的饭桌和4把竹椅子，记得是3.5元钱一把。我从家里带过来一台黑白电视机，那是中国最早从日本进口的原装日立12寸电视机。那里没有有线电视，我们是靠电视机上的拉杆天线来接收电视信号的；虽然看不到几个台，可画面非常地清晰。电视机放在房东的一个没有拿走的旧柜子上。这就是房间里的全部家当了。我们又买了些锅碗，就开始了在那小屋里的生活。
    小屋在四楼，朝南的阳台上，可以看到不远处的甬江。每天都有几班从上海开来的客轮驶往宁波港，路过这里。每当这时，我们都会站在阳台上，看上海来的大轮船。母亲说，我们如果能在上海找到这样的房子就好了。我在大学里教学，母亲烧烧饭；空的时候，我们会到宁波城里去转转。我们喜欢在宁波汤团店吃汤团；在宁波城隍庙吃油豆腐细粉汤。有时候，我们坐渡船去宁波大学附近的梅山上采花。还到父亲的老家定海的叔叔家里去玩了一次。宁波的海鲜又多样又新鲜又便宜，那段时间我们天天吃鱼吃虾吃蟹，日子过得轻松而愉快。
    到了这年的深秋，母亲说，这次到宁波来，衣服拿地太少了，本来也只是想来看看的，没打算常住。母亲说，冬天回去把西安家里安排一下，到来年开春再来，在宁波住上几年。在定海长大的父亲更是对宁波情有独钟。宁波的一个金团（糯米团）那时只卖两毛钱，里面包着芝麻和豆沙，这是父亲在宁波时最喜欢吃的东西。后来，他回到西安，还经常给别人讲起宁波的金团。那年秋末的时候，他们三个人一起回西安了。
    父母刚回到西安，远在吉林市的大姨妈和大姨夫，先是到上海的三姨家里住了一个月；然后，就到西安去看母亲。她们姐妹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姨妈一家的到来，让母亲非常地高兴。92年元月份，我放寒假回到西安家里，大姨妈已经走了，母亲反反复复地给我讲大姨妈以前的事情，和这次到西安来的一些事。有些事情我已经听母亲讲过许多次了，可我还是很想听。看着母亲说的时候很高兴，我也高兴。
    不管是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还是我在宁波工作的时候，寒暑假我都要回西安家里和父母在一起。每次回家，我也都要给父母买些东西。在宁波，我看到有新产品—金属棉衬衣，听说这种衬衣比两件羊毛衫还暖和，我就给爸爸妈妈各买了一件寄回去。92年寒假我回家的时候，我给父亲买了一条羊毛绒的裤子，给母亲买了一双半高跟的羊毛里的皮鞋。那年过年时，母亲穿上了我给她买的金属棉的衬衣和羊毛里的皮鞋，外面是一件她才做的粗花呢的大衣。
    我在家里过完寒假，正月初十，我回宁波大学上课去了。母亲和父亲一起送我到小区门口。母亲说：“明年过年，我们到上海去过吧，你三姨单位给增配了一间小房子，在南京路边上的大田路上，这样我们去了就有地方住了；你三姨经济条件不太好，我们在她那里过年，多给她点钱就是了。”我从小就听母亲讲了无数上海的故事，也去过上海很多次了，上海是我最想去生活的地方，母亲说去上海过年，我当然高兴了。母亲送我到小区门口就停住了，我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下，母亲还站在小区门口看着我，穿着我给她买的那双羊毛里的皮鞋，和那件粗花呢的大衣。我当时万万没想到，这个印象成了我永恒的回忆，我对母亲的记忆也永远地定格在了这幅画面上。
    两天以后，我途经上海回到了宁波大学，此时，还没有开学。正月十五中午，我正准备去学校食堂吃饭，同事小俞迎面走来，他一句话不说，交给我一份电报。我打开一看，上面写着：“母亲病故，速回。”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人呆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楞了一会儿，我才想起来，我该去系列里请个假，我要马上回去。
    也许是有预感吧，我有一套黑色的西装，是爸爸去上海出差时给我买的，我一直不太喜欢黑色，所以，很少穿；也不知为什么，我这次一回到宁波，就把这套衣服拿出来穿上了。那天接到电报的时候，我穿得就是这套黑西装。匆匆到单位告了假，我立即动身，乘火车赶回了西安。在车上，我趴在座位前的小桌子上，不吃不喝，一路流泪到西安。   
    走进小区的大门，在小区中间的大操场上，我看到姐夫头上裹着白纱站在那里；走到楼旁边，我看那里摆了一排花圈。晶晶只有五岁，还不太懂事，她在楼后面和小朋友们玩，看到我回来了，她跑过来拉着我的手；我木然地牵着晶晶的小手往家里走。
    走进家门，父亲和姐姐迎了上来。过于突然的沉重打击，他们俩的脸都有点变形。姐姐泣不成声地对我说：“妈妈没有了。”有人过来给我戴上白纱。下午，几个邻居陪着我和姐姐去医院的停尸房。那天西安的天气又阴又冷，泪水流在脸上，被西北风一吹，疼得钻心。停尸房的门打开后，我们通过长长的斜坡走下去，母亲的尸体被拉了出来。望着躺在那里紧闭双眼，含着铜钱，穿着寿衣的母亲，我完全没有了感觉，人傻掉了。我记不清我接下来做了什么，好像是有人过来拉着我，把我硬拖了出去。躺在那里的真是母亲吗？我至今都不相信。
    当天晚上，我让已经两天没合眼的爸爸和姐姐去休息，我在灵堂里守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们先去停尸房接出母亲，然后去火葬场。一路上，我和姐姐蹲在母亲旁边，悲痛欲绝。几个小时以后，我捧着母亲的骨灰盒回到了家里。出了三七，我回宁波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有很长时间我都不能正常地工作和生活。我经常一个人来到宁波大学后面的甬江边，呆坐在江边的石块上。有时候，我拿一叠白纸，剪成纸钱，撒在江中；看着纸钱随着江水漂走了，漂远了。
    两年以后，我如愿以偿地调到上海工作了。一到上海，我就为母亲寻找合适的墓园。我觉得青浦的西园公墓挺合适，用上海话读起来，“西园”很像“西安”；那个公墓又大气，又干净，又整齐，我就在那里给母亲和父亲买了双墓。1994年冬至，我和父亲将母亲安葬在那里的爱字区。之后，我每年清明前后，都会去那里给母亲点上两对蜡烛，烧两把棒香，献上一束花。在母亲十周年祭日的时候，我把母亲的衣服都捐给了灾区的贫困家庭，包括那件她最后穿的粗花呢大衣，但那双我给她买的半高跟羊毛里的皮鞋，我至今还保存着。我去祭扫的时候，从不带吃的东西，因为人去世了也就不可能再吃什么了；点香、燃烛和献花，我是想告诉母亲，我来看过她了，我一直记挂着她。
    如今，17年过去了，我的心里一直滿满地装着母亲。走在街上，我看到店里有的衣服很适合母亲穿，我会想，如果母亲穿上这衣服一定很合适。1998年，我有了自己的房子，阿姨舅舅们都来看我的新房子了；我想，一直很想回上海生活的母亲，如果知道我们在上海也有自己的房子了，再也不要去麻烦亲戚们了，她该是多么地高兴呀！在家里，我和父亲、姐姐都尽量避免提起母亲，因为那样会让大家太伤心，我们不想永远生活在悲痛之中。
    今天，就是中国人祭奠亲人的传统节日—清明节了，有人喜欢用大场面来祭祀亲人，我不认为怀念亲人需要那些排场的东西；我觉得有两句歌词特别能代表清明节里，我对母亲的深切思念：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确实如此，我的心时时刻刻地记挂着母亲，不需要任何外在的东西来强化和衬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