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2月10日 星期日
    今天早上，我去上学，走到校门口，吴小芳在那里等我。她见到我，递给我一张纸条，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了。我打开纸条一看，上面写着：
    这次统考后，我原以为自己在数理化方面还算凑和，也许可以和你们在一起做些难度较大的综合题；通过昨天的学习，我才发觉，我比你们差得多：你俩做了五道题，我才做了二道。我心里非常焦急，同时也很惭愧，原来我是如此之差！人应该有自知之明，既然我的数理化水平，根本不能同你们相比，就不应该耽误你们宝贵的学习时间；马上要面临高考了，时间紧迫。所以，我反复考虑，还是决定我们就不要在一起学习了吧。昨天，你说让我想想，我们三人在一起有没有更好的学习方法；我认为没有必要了，即使你们俩都给我讲解，我的学习成绩又能有多大的提高呢？到考场上，总不能让别人再帮助我吧？我在数理化方面太差，和你俩相比，不是差一点而是差得很远。我们的学习小组就到此为止吧！请原谅我，另外，请你转告一下卓放。
    午饭后，父亲在给姐姐洗裤子。由于上次洗衣服，爸嫌姐姐一件衣服只穿了两天就要洗，骂了她；今天，姐姐看到爸又在为她洗衣服了，就说：“谁让你洗了，我自己又不是没有手。”爸听姐姐这样说，气得浑身发抖，大骂起来。妈不但不说姐姐讲话太冲，还责怪爸不该给姐姐洗衣服。有好几次，爸在说姐姐的时候，妈都护着姐姐。
    我现在才体会到，家人不和睦，对孩子们的影响是多么地大！我非常羡慕卓放家那样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父母都是大学生，家里人很少有闲话的，平常各人干各人的事情，幼子尊重长子，孩子尊重父母。
    我经常听父母讲他们的家史，我想：能不能从我父母家族的故事说起，写一部小说呢？

1980年2月11日 星期一
    今天下午，上完一节政治课后，我们这个应届毕业的高考尖子班就放寒假了。放学后，我和卓放、宣捷、高山，又去厂里打乒乓球了。虽说是那种粗糙的混凝土板乒乓球台，和用砖块垒起的挡网，我们还是打得特别起劲！
    我从小学起，就经常和同学们一起到国棉五厂小学校的院子里去打乒乓球。还有时候，我们在教室里，把课桌对起来打乒乓。我们班主任钱老师不管在文艺还是体育方面，都对我们很支持，她有时候和我们一起打乒乓。那时候，我和同学杨农经常在一起玩，他的体育特别好，我们学校的运动会上，他每个项目都拿得起来；这让我非常地佩服他，我还经常把家里做得好吃的东西，比如鸡蛋韭菜合子，拿去给他吃。

1980年2月12日 星期二
    今天吃过午饭，我又和宣捷、严翔一起去打乒乓球了。我们想到厂里面去打球，可门卫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就翻墙进去了；到里面一看，乒乓球台已经让别人占了。我们再去五厂小学校，一直打到下午四点班才回家。
    我开始学打乒乓球的时候，球拍是向别人借的：有时借的是光板球拍，有时借的是只有内胶皮的球拍。后来，我听杨农说，反粘胶的拍子特别好用；我就给妈说，要妈给我买一块反粘胶的球拍。一天，妈下了早班，专门赶到纺织城商场去，给我买了一块墨绿色胶皮的反粘胶球拍，我高兴极了！姐姐把这拍子拿到班里去，让她们班的田湘玲同学在我的球拍把上编上了塑料辫绳；可这样以来，手握拍子的时候就不自然了，我又把塑料辫绳拆了下来。后来，妈又给我买了一只大红色胶皮的正胶乒乓球拍。
   
1980年2月13日 星期三
    今天下午，我在延河厂影院看了部新电影，喜剧故事片《小字辈》。主要演员有迟志强和王伟平等。我觉得迟志强特别有魅力，举手投足，说和笑，都那么招人喜欢；看完电影以后，我总也忘不了他。

1980年2月14日 星期四
    我在家里看了一上午书；下午，我和严翔、余伟龙、潘朝明一起去我们小区的大操场打篮球。

1980年2月15日 星期五
    今天是大年三十，父母在家里煎、炒、烹、炸，忙得不可开交；我还是上午看看书，下午打打球。
    这段时间，杂志越来越丰富多采了。记得在文革期间，可以看到的报刊非常少。我们班主任钱老师，让她在上海的亲戚给她寄来了几份《红小兵》报和《红小兵》连环画杂志，她拿到班里来，读给我们听，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于是，我也让妈妈写信给上海的三姨，让她也给我订了《红小兵》报纸和杂志；三姨平时很忙，只是在积了一堆的《红小兵》报纸杂志后，才寄过来一次。尽管并不当时，我还是觉得好看极了！
    现在，我和严翔、潘朝明都很喜欢买杂志，我们三人各自买了杂志后，互相交换着看。我们现在经常买的杂志有：《雨花》、《北京文艺》、《大众电影》、《人民文学》、《东海》、《鸭绿江》、《广州文艺》、《作品》等。基本上是碰到了这些新杂志，就买一本。纺织城商业区的中心邮局旁边，有一个专卖报刊的小屋，一有新杂志来，就排上了长队。我们最喜欢看反映文革时期生活的小说了，印象深刻的有：《作品》中的《我应该怎么办？》；《鸭绿江》中的《大海作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