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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涌故事:每逢清明倍思母!

(2008-04-04 13: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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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涌故事

情感

    今天,就是正清明了,一个中国人祭奠已逝亲人的传统日子。看看窗外,昨天还是阳光灿烂的太阳,今天看到人们的肃穆和虔诚,也收起了她孩子般的笑脸,严肃了许多,也灰暗了许多;窗外那棵缀满了深紫红色花朵的桃树,昨天还摇曳着身姿尽情地在春风中舞动着,今天安静了许多,也沉稳了许多。
    今年的清明节,第一次融入了一个小长假中。我想到清明假里,墓园里可能出现的人潮和我渴望在沉静的心情下完成的祭扫有很大的矛盾,于是,我就在4月2日去扫墓了。这样,我也就有了这清明的日子,为母亲写祭文的时间了。
    母亲是在1992年的头上,农历正月十四下午突然离世的。16年过去了,我们家的人总觉得她还活着;她之所以不在家里,是她出去了,随时可能会回来的。我不是特别在意祭扫的事情,我不想在祭扫的形式上,花太多的心思。我对母亲的怀念,更多地表现在:我知道母亲希望我做什么;我经常会想,如何做好母亲希望我做的事情?
    我在看纪实节目的时候,经常看到:有些老人行动不便,但却没有子女照顾;或是虽然行动没什么障碍,但却因为年老收入少,成了子女们的累赘。也许别人会谴责这样的子女不孝,而我更多地是羡慕他们,羡慕他们有着长寿的父母。遗憾地是,我母亲去世的时候,还不到58岁。我真嫉妒那些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母亲的人;如果我的母亲还活着,哪怕她病了瘫了,甚至成了植物人了也好。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从来就没有得过病,连感冒发烧这样的小毛病也没有,倒是父亲打年轻时候起,身体就不太好。
    父亲的毛病主要是胆结石,为此,他连续开了三次刀。其间,他经常在胆结石发作的时候,疼地满床打滚。我小的时候,父亲经常自己硬撑着到医院去;我大了以后,拉着架子车送父亲到医院,也去过几次。那时,我和姐姐从学校下课回来,看到家里的热水瓶少了一个,毛巾少了一条,就知道父亲的老毛病又犯了,又住院了。1980年,我要到大学去报到的那天,父亲的胆石症又发作了,这也导致了他第三次的大手术。医生说,像父亲这样的身体,最多只能活十年。那段时间,我经常看到母亲一个人默默地流泪。可是我的印象中,母亲从不生病。
    也正因为母亲的身体一直很好,走路总是很快,昂首挺胸的,所以,母亲的去世,我们全家都感到非常地意外,也特别地伤心。
    1991年,我在宁波大学法律系做教师,住在集体宿舍里。那时,父母亲已经退休了;姐姐的小胖女儿晶晶,一生下来,就由母亲带着。父母亲带着晶晶,在那年初春的时候,一起到宁波来了。我在宁波大学旁边的农民新村里,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三个月付100块钱的房租,我们四个人都住在那里。我们在附近加工棕绷床的小店里,订了一个双人大床,90元钱;我又把我在集体宿舍里领的小床搬过去。父母和晶晶睡大床,我睡小床。再花30块钱,买了一个可以折叠的小饭桌,还买了四把竹椅子,那小椅子3.5元钱一把。我的宿舍里,原来有一台从家里带过来的12英寸黑白电视机,那是中国最早从日本进口的原装日立电视机。我把这台电视机,也搬到了租住屋里;租屋里没有有线电视接线,我们是靠电视机上的拉杆天线来接收电视信号的,虽然看不到几个台,可画面非常清晰。电视机放在房东的一个没有拿走的旧柜子上。这就是房间里的全部家当了。我们又买了些锅碗,就开始了在那小屋里的生活。
    小屋在四楼,朝南的阳台上,可以看到不远处的甬江。每天都有几班从上海开来的客轮驶往宁波港,路过这里。每当这时,我们都会站在阳台上,看上海来的大轮船。母亲说,我们如果能在上海找到这样的房子就好了。我在宁波大学任教,母亲烧烧饭,空的时候,我们会到宁波城里去转转。我们特别喜欢在宁波汤团店里吃汤团;在宁波城隍庙吃油豆腐细粉汤。有时候,我们坐渡船去宁波大学附近的梅山上采花。还到父亲的老家-舟山定海的叔叔家里去玩了一次。宁波的海鲜又多又新鲜又便宜,那段时间,我们天天吃鱼、吃虾、吃蟹,日子过得轻松而愉快。
    到了那年的深秋,母亲说,这次到宁波来,衣服带得太少了,本来也只是想来看看的,没打算常住。母亲说,冬天回去把西安家里安排一下,到来年开春再来,在宁波住上几年。在舟山长大的父亲,更是对宁波情有独钟。那时,宁波的一个糯米粉团子只卖两毛钱,里面包着芝麻和豆沙;这是父亲最喜欢吃的东西了。后来他回到西安,还经常给别人讲起宁波的团子来。那年秋末的时候,他们三个人一起回西安了。
    父母刚回到西安,远在吉林市的大姨妈和大姨夫,就到西安来看他们了。姨妈和母亲,姐妹两个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姨妈一家的到来,让母亲非常地高兴。92年元月份,我放寒假回到西安家里时,大姨妈已经走了。母亲反反复复地给我讲大姨妈以前的事情,和这次到西安来的一些事。有些事情我已经听母亲讲过许多次了,可我还是很想听。看着母亲说的时候很高兴,我也高兴。
    不管是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还是我在宁波工作的时候,寒暑假我都要回西安家里,和父母在一起度假。每次回家,我也都要给父母买些东西。有时候,我觉得放假带回去太晚了,我就把东西先寄回去。我在天津还读过半年书。看到天津劝业场的袜子,又便宜又好看,我就给父母姐姐买了几双寄回去。在宁波,我看到金属棉的衬衣,说是比两件羊毛衫加在一起还暖和,又轻又薄又软,一件50元钱也不贵,我就给爸爸妈妈各买了一件寄回去了。92年寒假时回去,我给父亲买了一条羊毛绒的裤子,给母亲买了一双半高跟的羊毛里的皮鞋。那年过年,母亲就穿着我寄回去的金属棉的衬衣,我给她买的羊毛里皮鞋,和她才做的粗花呢大衣。
     我在家里过完寒假,正月初十,我回宁波大学上课去了。母亲和父亲一起送我到小区门口。母亲说:“明年过年,我们到上海去过吧,你三姨单位给增配了一间小房子,在南京路边上的大田路上,这样我们去了就有地方住了。你三姨经济条件不太好,我们在她家里过年,多给她点钱就是了。”我从小就听母亲讲了无数上海的故事,也去过上海很多次了,上海是我心目中最想去生活的地方;所以,母亲说去上海过年,我当然高兴了。母亲送我到小区门口,父亲送往去火车站。和母亲告别了,我往前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下,母亲还站在小区门口看着我,穿着我给她买的那双半高跟的羊毛皮鞋,和那件粗花呢的大衣。没想到,这个印象成了我永恒的回忆;我对母亲的记忆,也永远地定格在了这个画面上。
    两天以后,我途经上海回到了宁波大学。还没有开学,正月十五中午,我正准备去学校食堂吃饭呢,同事小俞迎面走来,他一句话不说,交给我一份电报。我打开一看:“母亲病故,速回。”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人呆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愣了一会儿,我才想起来,我该去系列里请个假,我要马上回去。
    也许是有感应。我有一套黑色的西装,是爸爸去上海出差时给我买的,我一直不太喜欢黑色,所以,很少穿;也不知为什么,我这次一回到宁波,就把这套衣服拿出来穿上了。那天接到电报的时候,我穿得就是这套黑西装。匆匆到单位告了假,我立即动身,乘火车赶回了西安。一路上,我趴在座位前的小桌子上,不吃不喝,泪流不止。
    走进小区的大门,在小区中间的大操场上,我看到姐夫头上裹着白纱站在那里;走到楼的旁边,我看那里摆了一排花圈。晶晶只有五岁,还不太懂事,她在楼后面和小朋友们玩着,看到我回来了,她跑过来拉着我的手;我木然地牵着晶晶的小手往家里走。
    走进家门,父亲和姐姐迎了上来。过于突然的沉重打击,他们俩的脸都有点变形。姐姐泣不成声地对我说:“妈妈没有了。”有人过来给我戴上白纱。下午,几个邻居陪着我和姐姐去医院的停尸房。那天西安的天气又阴又冷,泪水流在脸上,被西北风一吹,疼得钻心。停尸房的门打开后,我们通过长长的斜坡走了下去。母亲的尸体拉了出来。望着躺在那里紧闭双眼,含着铜钱,穿着寿衣的母亲,我完全没有了感觉,人傻掉了。我不知道我接下来做了什么,好像是有人过来拉着我,把我硬拖了出去。躺在那里的真是母亲吗?我至今都不敢相信。
    当天晚上,我让已经两天没合眼的爸爸和姐姐去休息,我在灵堂里守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们先去停尸房接出母亲,然后去火葬场。一路上,我和姐姐蹲在母亲的旁边,悲痛欲绝。几个小时以后,我捧着母亲的骨灰盒回到了家里。出了三七,我回宁波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有很长时间我不能正常地工作和生活。我经常一个人来到宁波大学后面的甬江边,呆坐在江边的石块上。有时候,我会拿出一叠白纸,仔细地剪成纸钱,撒在江中;呆呆地看着纸钱随着江水漂走了,漂远了。
    两年以后,我如愿以偿地调到上海工作了。一到上海,我就为母亲寻找合适的墓园。我觉得青浦的西园公墓挺合适,用上海话读起来,“西园”很像“西安”,这个公墓又干净,又整齐。我就在那里给母亲和父亲买了双墓。1994年冬至,我和父亲将母亲安葬在那里的爱字区。之后,每年清明或之前,我都会去那里,给母亲点上两对蜡烛,烧两把棒香,献上一束花。在母亲十周年祭日的时候,我把母亲的衣服都捐给了灾区的贫困家庭,包括那件她最后穿过的粗花呢大衣。但那双我给她买的半高跟羊毛里皮鞋,我至今还保存着,成了永远的纪念。我去祭扫的时候,从不带吃的东西,因为人去世了,也就不可能再吃什么了;点香、燃烛和献花,是想告慰母亲:我来看过她了,我一直记挂着她。
    16年过去了,我的心里一直滿满地装着母亲。走在街上,我看到店里有的衣服很适合母亲穿,我会想:如果母亲穿上这件衣服,一定很好看。98年,我有了自己的房子,阿姨舅舅们都来看我的房子了;我想:一直很想回上海生活的母亲,如果知道我们在上海也有自己的房子了,再也不要去麻烦亲戚们了,她该是多么地高兴呀!在家里,我和父亲、姐姐都尽量避免提起母亲,因为那样会让大家很伤心,我们不想永远生活在悲痛之中。
    母亲的姐姐、弟弟、妹妹们,我都非常地爱他们。93年,我专门从宁波到吉林去看望从未见过面的大姨妈;上海的阿姨、舅舅有什么事,只要我能帮上忙的,我都会尽力而为的。母亲还有一个患精神病的舅舅,我经常会送去些衣被和钱物。我记得母亲说过:她刚刚工作的时候,一个月只有26元的工资,但她把其中的10元钱寄给了外公,贴补家用。虽然母亲的兄弟姐妹并非同母所生,但是,母亲非常地爱他们,爱他们每一个人。所以,能为他们做一些事情,我非常地高兴。
   有人喜欢用大场面来祭祀亲人,我不需要这些。我觉得有两句歌词写得很好,特别能代表我对母亲的深情: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我的心,时时刻刻地记挂着母亲,不需要任何外在的东西来强化和衬托我这份永远的感情了。
    我知道,我的幸福就是对母亲最大的安慰!我的新居窗前,有一棵桃树,去年种的,今年第一次开花,那花不是常见的那种粉色的,而是血红的,又浓又艳,花朵串成了串儿,缀满了枝头。4月2日那天,我在这棵桃树上,剪下了细细的一枝,带去,献在了母亲的墓碑上;我想让桃花告诉她,我现在的日子像鲜花一样的烂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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