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学教了十八年的法律课，新世纪以后，我离开了大学。但是，我的教学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只是从原来的专职教师变成了兼职教师。人们常用桃李满天下来形容教师教过的学生很多，可我不太喜欢用这句话；因为我觉得只要在教师岗位上多呆几年，教过的学生就会很多。这和教师的能力、教师的思想、教师的水平和学生的质量，没有必然的联系；我看中的是教质而不是教量。我有很多的学生在公检法司机关做事，可我很少想起他们。教师作为一种职业，自然会教过很多的学生，教过了也就过去了，就像农民种庄稼一样；教书本身已经得到了薪水的回报，又不是义务劳动。所以，我从不在乎我教过的学生是不是记得我。但是，我很在乎或者说我经常想起我教过的特殊的学生。这种特殊的学生有很多，在这里，我想先讲两个同学，一个男同学和一个女同学。

    女同学叫张咏，是我在宁波大学任教时88级的学生。当初我教她们的时候，没有特别注意到她，她经常和班里一个叫洪涛的男同学，一起到我住的教师集体宿舍来玩。张咏姑娘长得非常漂亮，一双眼睛又圆又大，身材苗条；但稍微矮了一点，应该是一米五八吧。她像很多江南的女孩子一样，特别喜欢穿裙子，一年四季都穿裙子。我想，冬天不冷吗？但我没有问过在冬季穿裙子的女孩子。张咏特别喜欢穿一条黑色和浅黄色相间的大格子裙子，头发自然地扎成马尾，上身喜欢穿黑色的紧身衣。

张咏第一次和洪涛来，我就觉得她是那种青春靓丽型的女大学生；后来，她自己也来玩过。有一次她和我聊了很长时间以后，说要问我借500元钱。我觉得教师和学生之间，最好不要借钱；所以，我婉拒了她。后来，洪涛来玩的次数更多一些；洪涛也经常给我讲起张咏。看得出，洪涛很喜欢张咏，可张咏不太喜欢洪涛那种油头粉面型的男孩子。虽然洪涛也时常说起张咏和谁关系比较好，但是，并没有听他说张咏和谁在谈恋爱。大学毕业以后，张咏在宁波找了份工作；她没有像很多同班同学那样，回家乡工作，她是从衢州考入宁波大学的。非常遗憾地是，大学毕业没几个月，张咏就因突发疾病，在22岁的花季，就香消玉殒了。她们的班主任徐老师就住在我的隔壁，说起这件事，他感慨地说：“真是红颜薄命”。听说她的父母得知噩耗，痛不欲生；尤其是她的父亲，在沉重地精神打击下，人几乎崩溃了。

    我在上师大的时候，法商学院93级，有一个男同学叫方平。方平人长得非常高大健壮，父母都是上海人，是当年的知青，插队落户到了东北，后来返城了。就像那个动乱的年代，人的感情随风飘动一样，他的父母在大返城之后，很快就离婚了。方平和他的父亲以及深爱着他的奶奶一起生活；他父亲是一家中型企业的经理。

我在给他们班上课的时候，方平特别喜欢课间来问我问题，也特别喜欢坐在第一排；我下了课之后，有时他会跟我走一段，和我走一路聊一路。我觉得这个同学挺有个性，也挺有思想的。大学毕业以后，来自于上海市区的他，自愿去上海郊区松江中学任教。他们班级的同学对口地是去中学教政治课。大学毕业之后，过了一个暑假，九月份，他就在松江中学开始上课了。

刚上了几个星期的课，有一天下午，方平突然到我住的集体宿舍来，还带了一本初中的政治课教材。他说刚上了几天课，就觉得特别紧张，他经常备课备到凌晨两点钟，写了大量的教案，可上课讲了几句话就没话可讲了。他说之所以来找我，是他看我上课把书放在桌上，手里什么也不拿，也从不看教案，就这样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上几个小时。他问我是怎么准备上课的。

我不知道上课对他怎么会那么难。因为我自己也是大学一毕业，22岁就走上大学讲台的。我记得我一开始作教师，我就不喜欢写教案，而是先把教材看透，事先想一个讲课的思路和框架；然后，就调动起平时的知识积累和生活积累，开始讲了。我很少会觉得没话可说，而是有很多的话可以说；我不得不一边讲着，一边删减掉很多内容。讲课对我来说，与其说是一种职业，不如说是一种爱好和一种享受。我觉得面对着很多人去讲，别人愿意听，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不太能理解方平的烦恼。

说到吃晚饭的时候，方平告诉我，他刚领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他想请我吃饭。面对学生的好意，我不想拒绝；但我也不想花他们刚开始工作时那微薄的薪水。于是，我就说，我很喜欢吃拉面，我们就在学校食堂旁边的拉面店吃拉面吧。于是，我们俩就在那里一人吃了一碗拉面。我听他说，他父亲离婚已经很久了，但是为了他一直没有再婚；我说：“我认识的人很多，我可以帮你父亲介绍对象。”方平听了很高兴；他让我当天晚上就到他们家去，和他父亲聊聊。我说改天吧。方平那天还给我讲了一件事，说他前几天服了许多安眠药准备自杀，服下药之后，打车往家赶，想告诉父亲和奶奶；可是，在路上药性就发作了，出租车司机及时地把他送到医院抢救，使他脱离了危险。说这话的时候，他显得很轻松，像是在讲别人的事情，我也半信半疑地，并没有太认真。之后，方平再也没有来找过我。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教师组织去外地旅游，方平有一个同班的女同学留校成了我的同事。那次旅游，我们碰巧走在了一起，我问她：“方平现在怎么样了”？她说：“你不知道吗？方平自杀了。他打开了家里的煤气阀，和他的奶奶一起走了。”他们这批师范生，是先到学校去报到，然后再到母校来拿毕业证的。几个月以后，上师大通知学生们来拿毕业证的时候，方平的父亲来了。他说他想把方平的毕业证拿回去，然后在方平的遗像前烧了。这件事，我没有听到其他老师和同学说起过，所以感到非常地意外。想到方平那次来找我，问我怎么样做教师，和他请我吃的那碗拉面，我非常地伤心。我不知道怎样来表达我的感觉，我后悔那天他到我这里来，我没有看出他有自杀的倾向。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服安眠药自杀，又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和祖母一起去死。

    不管是张咏还是方平，他们都太年轻了，都是大学刚刚毕业的22岁青春年华；生命之花刚刚开始绽放，多么美好的年纪，却一个没有逃过死神的拥抱，而另一个心甘情愿地去拥抱死神。搞清他们的死因我觉得不重要，重要地是我非常地爱我的学生，他们的去世让我久久难以忘怀。我感叹人生的脆弱和命运的多难。他们都是很平常的学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举动，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正是由于这种平常，让很多人忘了他们；而我作为教过他们的老师，却会永远记得他们。我希望其他的学生能珍惜生命，保护好自己，让生命之花开得更鲜艳也更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