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喜欢纪实性的电视节目，喜欢定时收看固定栏目的新闻和法制节目等。这和我做事讲究计划性有关。我的公司主要是做商标代理的，到了下午五点钟，如果客户没有来得话，一般就不会再来了。这时，我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我不太喜欢像其他人那样玩命地工作，我信奉的工作原则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觉得我的身体就是我的青山。到下午5点没有特别的事情的话，我就要去我们家附近的康健园打羽毛球了。打1个小时，到6点钟出园子，到家差不多已经是6点半了。打开电视，首先是看上视新闻综合频道的《新闻报道》；到7点钟转看央视的金牌栏目《新闻联播》；7点半看上视纪实频道的法制纪录片；8点钟看上视新闻综合频道的法制栏目《案件聚集》、《东方110》等；8点30分看上视纪实频道的《纪录片编辑室》。几乎天天如此。

    去年，上视晚九点有一档《新闻追击》节目，当主持人报出本期节目的女主人是西安的一位叫薛芙蓉的女子时，起初我没有太在意，心想这个人的名字怎么和我一个同学的名字一模一样的。镜头中很快就出现了女主人薛芙蓉，一个臃肿的中年妇女。本期故事讲得是：薛芙蓉有一对双胞胎儿子金豆和银豆，刚出生的时候，两个孩子都是很健全的，可长着长着两个孩子都出现了“渐冻人”的症状。医生断言，两个孩子都很难活过18周岁。

    看着看着我突然反应过来了，故事里的薛芙蓉并非和我的同学同名同姓，她正是我那位女同学。我们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班同学，她们家也住过国棉六厂的光明区，和我们家在一个大院里。小学的时候，她的名字叫薛玲。我们年级的同学在小学升初中和初中升高中的时候，把班级打乱了，重新分过班。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分班没有规律，就是打乱了重分，原来小学按住得区来划分班级的规则也不用了。但在初中升高中的时候，分班就有了规则，按初中毕业时的统考成绩来分班。

我和薛玲在小学时是同班同学，又都是班里的文艺活动积极分子。薛玲小时候特别活泼，能歌善舞。班主任钱老师在排练节目的时候，总忘不了把薛玲放在前头。她人长得瘦瘦高高的，天生的美人胚子。她们家就姐弟两个，听说她们姐弟都不是父母的亲生孩子。那时候同学之间一吵架，就会把这些事情抖落出来。但她的母亲非常喜欢她，人家家都是儿子得宠，她们家她比弟弟更活泼，也更受父母宠爱。她学习成绩属于一般，但噪子特别好，平时说话声音就响，说起话来人离着几十米都听得见，声音又尖又亮。我们学校搞文艺演出的时候，经常有女声独唱的节目，我们钱老师虽然很要强，在每个方面都要把我们班的同学往前推，但在男女生独唱方面，由于天生的嗓子条件限制，我们班好像不如其他班级里面的学生，歌唱的那么好。我记得有一次，钱老师给薛玲说：“你的嗓子条件其实非常好，但是你不会用嗓子，所以，你唱歌没有其他班里的同学好听“。钱老师本身原来在读书的时候，最擅长的就是女声独唱了，她的代表作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她有意培养薛玲在独唱方面的才能；可是后来，薛玲并没有在这方面特别出色。那时候没有超女选拔赛，我们那样的厂办中学去市里的少年宫都是一种奢望；所以我们学校除了考大学能出人头地外，其他方面有特长的学生，很难混出人样来。

我记得那时候，钱老师特别喜欢薛玲。我们读五年级，正是影片《闪闪的红星》在全国掀起红星热的时候。钱老师在年级里的女生中挑选胖瘦高低差不多的姑娘，排演了由影片的插曲《映山红》伴奏的舞蹈《映山红舞》。女生全部穿着白衬衫和不一样的花裙子，那舞蹈充满了青春的激情，又饱含少女的纯真，非常好看。至今几十年过去了，我印象还是很深。薛玲也参加了这个舞蹈。

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具体记不太清了，薛玲把名字改成了薛芙蓉。我们总觉得薛芙蓉不如薛玲那么顺口，也许是先入为主的原因吧，我们还是叫她薛玲。75年那年夏天，上了初中，全年级被打乱后重新分班，我们俩又都分在了二班里。由于个子都比较高，排坐位的时候，都坐在后排。我坐在最后一排，她坐在我前面一排。那时候，已经考虑到男女有别了，男同学和男同学坐，女同学和女同学坐。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薛芙蓉是文艺课代表。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是文革以前陕工大毕业的，家在陕西农村，叫崔景成。他原来在国棉六厂里推过纱包，我妈妈的工作是给纱包过秤，所以崔老师和我妈妈很熟悉。到了初中二年级，文革已经结束了，国家开始注重读书了。我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读书上，薛玲还是像在小学那样，成绩属于中等，原来的小姑娘也渐渐地长成了婷婷玉立的少女。她还是很喜欢唱歌。我们崔老师特别喜欢听歌，让我们在每次他上课之前唱着歌欢迎他进教室。薛芙蓉是文艺课代表，当然由她来起歌了。薛芙蓉很喜欢起她喜欢唱的那些歌，但是有些歌合唱起来很难。我记得有一次，薛芙蓉起了一个歌是电影《刘三姐》的插曲，那歌音调太高，唱不上去。唱了几句合唱就变成了独唱，薛芙蓉大大方方地把这首歌唱完了。在我们当时的同学里，像薛芙蓉这样大方的女生不是很多。为了同学们能把歌唱好，崔老师还专门把我们拉到学校的小操场去，走步子，来培养大家的一致性；还一个一个地问我们愿意唱什么歌，统一了之后，再唱，直到唱整齐为止。这样下功夫，果然有效果。经过这次整顿，我们的课前歌成了年级的样板，也不光是班主任来了，每节课前，不管哪个老师上课，我们都要唱歌。我们最擅长的是陕北民歌《军民大生产〉》，唱起来会自然的分成男女声，轮唱齐唱。自己都觉得唱得好听极了。而薛芙蓉作为文艺委员也经常起这支歌。

    我和薛芙蓉接触比较少，那时候男女同学有意不说话，好像谁和谁说话就是有什么特殊关系似的。记得有一个新学期刚刚开学，我们用漂亮的纸把书包上皮；但是包上了以后，就看不出来是什么书了，所以，要在书皮上写书名。包书皮也是我们小学五班的同学，让钱老师培养出来的一种特殊的习惯。我写好了我的书名，薛芙蓉把书皮很快地包好了，她犹豫地想对我说什么，后来还是说了，让我帮她在书皮上写书名。整个初中三年里，除了这件包书皮的事外，我们很少讲话。

我有一个很好的男同学宣杰，他和我经常在一起玩。宣杰和薛芙蓉家离得很近，都住在厂门口的平房里，两家的房子排成一排，共用一个露天水龙头，所以两人经常在用水的时候碰着。宣杰经常给我说起薛芙蓉。同学们也因为他们俩住得近，少男少女，一个是帅哥，一个是靓妹，所以，经常拿他们俩开玩笑。

    上了高中以后，由于是按学习成绩来分班的，我分在了一班，和薛芙蓉不在一个班级了。我刚上高中，就被选到学校的高复班里为高考而冲刺。那以后，就很少碰到薛芙蓉了。所以，至今我的印象里，她还是那个喜欢穿花裙子的少女形象。我姐姐高中毕业之后，进我们纺织厂当了工人。我有时还会听姐姐说起薛芙蓉，她嫁给了我姐姐她们年级一个姓刘的小伙，我姐夫和刘小伙很熟，也给我讲起过他。80年我上大学之后，渐渐地和原来的同学来往越来越少了，也很少听到薛芙蓉的消息。但我知道，她和刘小伙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分别起名叫金豆和银豆，我当时听到这名字就觉得挺有意思的，两个小男孩一对金银豆，多好玩呀。前几年，我回西安家里探亲，我听姐姐说，薛芙蓉离婚了，她的一对双胞胎儿子她带着，她儿子得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病。我当时不知道那是什么病。

突然在电视上看到薛芙蓉我非常地吃惊。她变化太大了，身上完全已经没有了我记忆中的那个漂亮的小姑娘的影子了，镜头里出现的，是一个没有什么体型的中年女人的形象。如果在路上碰到，我完全不会想到她就是薛玲。她已经有那么大两个儿子了，孩子长得虎头虎脑的，非常可惜都不能正常走路。看着她一手拉一个儿子散步的样子，我觉得她非常地不容易。记者采访她的时候，她讲述了她一个人带着孩子的艰辛，但她的语气里没有伤心，也没有诉苦的意思。她只是不断地强调，她要坚强地把孩子带下去。她的儿子现在已经过了医学上划定的18岁的生死线，而且一点点在好起来。这不能不说是她的母爱加自我牺牲的结果。岁月有时非常地残酷，它先把一个婴儿塑造成一个美丽的天使，再一点点地剥取天使美丽的容颜，把她的身体扭曲成没有身段和腰身。不知不觉地，岁月就在人从头到脚的每一个地方留下它的刻痕。也许每个人都不觉得吧，看到别人在一天天变老的时候，自己也在一天天的发生变化。薛芙蓉能在这样的生活磨难中，自尊自强地生活着，这让我们这些老同学由衷地为她高兴，为她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