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曾报道这样一件事，包工头叔侄二人因车祸身亡，他们家人替这二人一分不少地偿还了工人的工资，一时间媒体高度赞扬这一家人。

如果说亲人去世了，继承人继承其财产，是天经地义的事，那么亲人去世了，继承人为其还欠下的债务，也应是份内之事。以此角度来看，包工头叔侄的家属为其还完工人的工钱，也是应该的，理应如此。我没有要贬低其行为的意思，我只是就事论事。正如一位网友留言道：国人需要守诚信的人来感动，本身就是个大杯具。为何感动，因为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少呗，诚信都已稀缺，更别谈其他的优良品质了。诚信，本来就是做人的根本。《论语·为政》里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当人们对拾金不昧，甚至对敬业等理所应当的事情都感动时，比如人们对不收红包，不多开药的医生都心存感激，恰恰折射出道德之滑落与不堪。

中国古代儒家把“信”作为立国、治国的根本。春秋时期有一个“季札挂剑”的故事：吴国有一个公子叫季札，国王派他出使晋国。出使途中路过徐国时，他拜访了徐国国君，两个人非常投缘成了好朋友。季札注意到，徐国国君总看他腰间的宝剑。季札读懂了他的心思，想把这把剑赠送给他，但是，当时有一个规定，作为外交使者，身上必须佩剑。他想，等出使完了再把剑送给徐国君。然而，等他从晋国归来再到徐国时，却得知徐国君得急病死了。季札想把宝剑送给徐国君的继任者，但是继任者说，国君活着的时候没跟我交代过这件事情，所以这么贵重的礼物不能收。无奈，季札去祭拜了徐国君，祭拜完事后，他从腰间解下宝剑挂在了徐国君墓边的树上，然后扬长离去。还是春秋时期，有个叫崔杼的人为独揽朝政杀害了齐庄公，立庄公的弟弟为国君。国事安排已毕，他对太史伯说，前几天，主公调戏我的夫人，结果被人杀了，为了照顾主公的面子，所以你在记录历史时要这样写，“先君害病身亡”。结果那个太史伯不为所惧，写道：“夏五月，崔杼弑君庄公”。崔杼大怒，把他杀了。然后继任者再上来，还是写“崔杼弑君庄公”，又杀，连杀好几个，后来崔杼服了，把最后一个史官给放了。而齐国南部一史官听说史官都被杀光了，怕史书没人写，抱着竹简要到朝中去写史，走到半道上，听说最后一个史官被放了，才折返回去。这才是讲究信义的美谈，诚信意识孰高孰低，读者自判。（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