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吃是福

这两天,频繁收到朋友发来的提醒短信:别吃淡水鱼,别吃螺类,小心霍乱和线粒虫引起的脑膜炎。看来大家认为最有必要提醒的就是我这个非典型性“爱吃病”患者。

总有一天，当人类已经来不及奔走相告时，大家都集体向这个世界说再见吧。想想世界被这些跟人类PK了N个世纪的病菌们控制占领也真是来之不易。它们曾经弄出多少种变体、花式来对抗人类的针药，在人体内跟对抗者作出多么艰苦卓绝的斗争啊。

想想看，致人于死地的病菌们也不全是吃到人体内去的。所以该吃还得吃。

为了吃，我付出了多少代价，已经无法估计。曾经不止一次冒着迷路的危险，在熟悉地形的小梅同志遥控指挥下，深更半夜开车去广州的人民桥下吃炭烧生蠔；这满满一桌生蚝摆得让旁边的食客都心惊胆战，光是这架势就让人害怕。当然，其实同桌的部分同志意不在吃，他们主要认为生蚝有催情作用，或者长得象女人的要害部位。光意淫也可以让他们忙乎上一阵子。

到番禺钟村一个香港夫妇开的店里很有些认同感。因为这也是一对爱吃的夫妻，所以他们边玩边吃。他们并不指望饭店赚钱，只是希望他们独创的美食被食客们认可。这家店是曹恺雨同志发掘出来的。我曾经是他青春期的偶像兼梦中情人。他那时只是一个刚出大学校门的青涩小伙。而我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美女记者。2001年某月，在广州的某咖啡馆里，有个男人走过来问我：请问，你是杨虹吗？此时已经距离曹恺雨从海口晚报出走五年多了。目前我的生活中只发生过这一次偶遇，但偶遇并没有象大家想象的那样唯美浪漫下去，而只有一点延伸就是：我和我的粉丝都沦为只对美食有兴趣的“为食猫”。我们交流得最多的是在某个地方又发现了好吃的东西。所以，在美食面前都意志薄弱的我们，发福了。

女权主义代表作家张念是我比较铁的“火锅”友。谁请张念吃饭，她总会毫不犹豫、斩钉截铁地说：火锅。我们曾经有一次两个人吃得步履蹒跚地迈出饭店大门。我有一位姐姐说，原来以为杨虹胃口好，见了张念后，觉得张念比杨虹能吃多了。这句话让我伤心了好久，因为张念到现在还骨瘦如柴，而我为什么喝水也能胖呢？不公平。杨箕村是我和张念私下约会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家味道正宗的“阿强麻辣烫”。每个傍晚，这里都有一些表情暧昧，眼神勾人，作赤祼性感状的乡下卖淫女在这条街上游荡。而我们这两个嗜辣女人可以旁若无人地在眼睛里欲火直喷的嫖客和浑身酥软得随时准备放倒的妓女们中间穿梭而过，直奔阿强麻辣烫。后来，从刘原同志的专栏里得知他在广州期间居然久居杨箕村，想必正值盛年，作为与常人生物钟正相反的夜班编辑的他，其痛苦程度要比我们大得多，哈哈。

张航、阮启平这一对医药行业的大老板跟我有相同的“好吃”爱好。番禺某村的河边有间食店经常会电话神秘通知今天又进了什么珍稀活物，于是我们又兴冲冲地不远百里赶去。其实他们带我去得最多的是一家吃“走地鸡”的竹楼。这里的鸡们因为都不是养尊处优，慵懒白胖型的，所以被人们吃得很多。因为它们够野。它们吃田间地头的虫子，白天大部分时间在山坡上奔跑，夜晚都在树上歇息，远看还以为这是一群返祖的大鸟。“野”成为了这些热爱生命，热爱运动的鸡们的卖点，大家都想从它们身上找回一些被饲料和圈养抹去已久的记忆。

有次跟蔡澜吃饭，这个传说中的美食家虽然面色红润得有些可疑，我不敢肯定这些红光都是食补的功效。但他的话语却远不如他的书面文字幽默。这让我颇为失望。我以为人的机智要表现在各个细节上。苛刻了。不过听说蔡澜出席内地饭店开业剪彩的出场费已经超出了五万。这也算是对一心专注于吃的食客们的一种安慰。好歹有人因吃名利双收了。可喜可贺。这总比蔡澜整日带着富婆旅游团到日本去大吃大购强多了。

从小妈妈就告诉我，能吃才是福。不太理解，因为我一直都挺能吃。妈妈是会做一手好菜的成都人，她培养出我对美食的热爱。十年前，曾经有五天水米不沾牙的痛苦日子，连一口水都喝不进去。气息奄奄地住了五天院，从早到晚靠吊针维持生命。做各种检查排除了所有可能性。最后，还是原因不明地出了院，不了了之，我反思了一下，也许就是胃要休养几天，罢罢工而已。但，从此，更深刻地认识到能吃是福的深意，又一如既往地吃了起来。

索南活佛前些天给我一粒甘露丸，交待服用当日不能沾荤。我就被这个要求折磨着，总要求活佛给我算下一次的最佳服用时间，因为我不能保证当天不沾荤。总有饭局。面对满桌美食，不让我动筷，这种痛苦是可忍？孰不可忍？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