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看戏你得先有钱买票，我们“正”经人叫有个经济基础。姥姥重男轻女，每天早点钱给我两毛，姐姐一毛。那时煎饼果子一套六分，大碗浆四分，或一个烧饼三分，一根儿果子四分和一小碗浆三分，尽管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岁数，也凑合了。一天省一毛，两天就可省出看场二流剧团的日场戏的票钱。姐姐是我看戏的领路人，她经常舍不得吃早点，害得我不时地陪她听肚里的蛔虫叫。经费紧张时，就不订《中国少年报》、《小朋友》，只得跟我的“三毛、动脑筋爷爷、知心姐姐和小虎子”拜拜了。有了资源就要最有效地使用。戏曲广告一般登在“天津晚报”的骑缝中。买票前先要选择好要看的戏和票价。每家戏院售票处的墙上都挂着一个大玻璃镜框，里边贴着座位表，不同区域不同价钱。我们常选的是最后排，柱子后边或二楼侧厢的座位，它们最便宜，反正日场戏人不多，那里锣鼓一响，趁演员“起霸”“走边”的功夫，你就可劲儿地挑好位坐。买票时，售票员面前放一张红字印刷的小型座位表，在你选的座位上用蓝笔画个叉，交钱前要叫声阿姨，告诉她你是小学生，一般在暑期都会给你优惠。象我们这种抠门的观众最好去看“计时收费”的戏。根据自己的预算来支出费用，一般是十分钟两分钱。常见老戏友一碰面，寒喧后问道：“爷，今儿揣多少银子？”“爷，八大分，您那。”“嚯，够抠儿，也不怕半道碰上个要饭的。” 计时收费戏院进门的地方有一个柜台，放一块表，给你撕一张票，票面上有时间，画一笔做好记号。出门的地方，也有一个柜台，一块表，根据你出来的时间算钱。如果进去找人，给一个竹牌儿（像早点的豆浆牌儿），竹牌儿上面用红漆油着一半或写上戏院的名字，你拿着这个进去，出门的时候交给出口，就可以免费（这就给了你 “蹭”戏的机会）。如果不挑戏，非常合算。一是你知道哪个角儿演“帽儿戏”，哪个上“压轴”，可以有选择地看；二是演员演得非常卖力，否则戏一“酥”，立刻“起堂子”，只要几位观众起来一走，立码跟一片，看着空空的座位，演员连掐死自己的心都有。经理也招架不住，呼啦一帮站在门口，嘴里喊着“快点儿算，快点儿，又到十分钟了。”真真儿地体现了“时间就是金钱”。经理不断作揖，“老少爷们儿，都一个点儿，都一个点儿。”这边还不依不饶，那份乱。看戏光“节流”不行，还得“开源”。当时我们学校门口有一两个叫卖“甘蔗”的，其实就是多穗高梁的甜杆儿，生意挺好。我和同学学着去趸了回甜杆儿，走得那叫个远，过了老河北宾馆，跨过地道，弄得汗流浃背，不敢在小道上走，那时盛传有“拍花子”的，胆小躲在青纱帐中，老高梁叶子剌得脸生疼，第一次感到了讨生活的艰难。如果不计我这廉价童工的劳动力价值，这回还赚了两张戏票钱。看来我的经济细胞是因看戏开始攒的，咱们系不招我没道理，谁让咱是这里虫子呢。

看戏就会对生活发生影响。小学高年级时，老师出了个“我的理想”的作文命题。同学写的不是当大夫，就是当工程师，唯独我想当一名武丑演员。我是班上的中队副主席，（我的作文在班上也是数一数二的好，那时就会对人物进行简单的刻画。现在想起来，对女生的描写，还真有几分象斑竹，标准女生啊。）老师能不找我谈话吗。疑问的眼神，和蔼的口气，问我为什么？我给她讲《三岔口》的刘利华，《五鼠闹东京》的蒋平，《九龙杯》的杨香武，还有孙悟空，连说带比划。她说：好，好，好。我知道她并没有被说服（谁能说得过老师啊。），心里不定怎么琢磨：这么好的孩子，废了。校外，一院的和旁边胡同里的孩子经常在一起玩（“一起偷幼儿园的向日葵，从楼上往过路的身上吐痰玩，美好的童年。”），弹球打尜，侦探拿贼，踢罐儿电报，还有特殊的，院内的和胡同的“过招”。孩子们都磨着家大人，买兵器，当然都是假的了。我得保证一月内屋里的地板脏了要及时打扫，保持清洁。不管是否在剥削我这个童工，我麻溜地答应了。姥姥这才给了两块钱。一块五买了一根金箍棒，五毛换回一个刘利华戴的小八字胡。那玩儿夹在鼻内生疼，猪膘粘的，闻起来齁臭，再拖着金箍棒去“过招”，您可以想象那是什么德性。比劈叉，比下腰，比跟头。往往每个人都要担任一个角色。我那时的外号叫“蹦豆子”，上椅，上床，上台阶，都是往上蹦，就成了当然的孙悟空。角色分定，就开始比武，讲好只许比划，不准玩真格的。有时胡同的占好一堆煤，我们往上攻。攻下再转换。小煤块儿就自然成了飞镖，也有打伤人的时候。惹祸的，衣服弄的齁脏的就会受到大人的管教。说到管教，我就因为看戏挨了三次。第一次还很小，学龄前吧。过年吗，妈妈在三十儿晚铺上了新新的双人大床单。可能是看完评剧《半把剪刀》或什么戏，父母出门探友，只剩姥姥在家。我没事干，手中捏着一把剪刀耍起来，然后就拿新床单试起剪刀的锋利来，有一尺多长，要不是姥姥喝住，还不变成俩单人的。吓得我偷偷地躲在衣柜里，后来睡着了。柜外却乱翻了天，已经半夜，不知这惹祸精到哪野去了。大人到处寻找，直到我憋不住，出来撒尿，才一把把我逮住。大人看着可怜惜惜的我，哭笑不得。父母拉我坐下，大年初一夜，对我开始了人生第一次的思想教育课。（想想看，按彭老总的说法，每人每年一丈多的布票，只够一个胖子做几条裤衩儿的。那张床单得要多少布票，大人要不生气才怪。）第二次是看戏后，在客厅里学练“蝎子爬”，大顶立起，以手代步。一个趔趄，整个身体摔倒，左腿向茶几上的玻璃板撞去，砸了个粉碎。万幸的是流血不多，我赶紧用一口罩包紧，收拾好碎玻璃，倒床装睡。父亲回来，气得拿着鸡毛掸子就要大开杀戒。还是姥姥能镇唬住她女婿，把老爹劝回。转天一早，黑着脸的老爹给我下达了指示：不准在屋内练功，不准到处乱蹦等十不准。外加一条：看你小子精力过盛，每天要帮姥姥干家务。敢情他老人家在那时就知道干家务活能降低血糖。事不过三。第三次是张春华到津演出，千载难逢，我溜溜地逃了三天学去看戏，直到老师到家探病，大人才知道。姥姥也不管用了，这回是她女儿亲自动手，好嘛，这一顿条帚疙瘩炖肉，打得我是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事后疼了好几天，姥姥暗自扑嗒、扑嗒地掉眼泪。这次让我明白了“棒打出孝子”是绝对的真理。从1958年上小学一年级到1995年拿到大家拿的注册会计师，前后几十年的学习，逃学仅此一次。同志们，血的教训啊。

看戏就想学戏。时逢戏校为“小百花”剧团定向招生。我和一同学动了学戏的念头。不知考什么，听说有戏剧小品，两人就商量着练一段《三岔口》。摸黑乱比划还不会吗，但还得学点儿真格的。没人教，只有靠自己。记得我们放学后，到沙坑那“习艺”。他练踢“鸳鸯带”，（就是腰带，一头从腰中耷下，直挂脚面。要领是右脚往左肩猛踢带子，“啪”地一响，干脆利索，接着一个亮相，帅。）拿来他父亲的厚围脖系在腰上，围脖发飘，练起来很不顺脚。我则练“铁门槛儿”。双手握一手巾把儿，双腿很快能跳出，单腿也成了。丢开手巾，练一次“砸”一次，摔得屁股都肿了。管它呢，去蒙呗。儍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考试的地点好象是在去往水上公园方向的吴家窑大街附近。考生不少，就是我们俩没有大人带着。武生分模拟和自选两个项目，还真有《三岔口》，这下撞枪口上了。先做模拟，两个小学员做示范，其中一个情景是这样的：刘利华盘腿坐在桌子的一头，任堂惠从另一头掀起桌子，刘顺势溜下桌，接一个后滚翻，起，再紧接一个前滚翻，又回到桌前，脑袋撞在桌面，无灯火看不见吗。我扮刘，前边做得还很顺，就是撞桌面这下，“嘭”，什么叫七荤八素，金星乱窜，生生让我尝到了。一下坐在台上，半天缓不过来。自选是泡汤了，反正也不会“铁门槛儿”，那时就是让我跨门槛儿都跨不动了。考试结果可想而知。什么破考官，考什么模拟，“不是我们无能啊，是共军太狡猾。”

文革中除了样板戏，没有可看的了。出国后，看戏的机会越来越少，但对中国的戏曲是存有永远化不开的情结。愿更多的同学和老年朋友爱上我们的国粹，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珍惜，捧好这一瑰宝。告您一诀窍：看戏降血压。不信，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