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刻苦的钻研和严谨的治学精神一直在我五十岁之前激励着我.（之后懒了，连给人打工都象对付国民党一样。）成功的不少，还是说两三件失败或夭折的。

先生七十多岁自觉地开始学法语。我是近三十被要求地开始学俄语。选俄语作为二外课程，是为了跟随先生并求教于先生。学得还是满认真的，为了练习发音中的嘟噜声，舌头都起了泡。一学期过后，成了班上的好学生，beat了我的师弟和与我颇有渊源的常修泽（有谁知道常兄在哪？）。以后从未用过它。现在随意就可以发出嘟噜声，但任何有意义的俄语单词却适应不了我的口腔了。九十年代末，我主动学习了广东话。这种比英语还难学的鸟语，据说是最接近古时的官话。加国华人界流行广东话，更不用说香港和广东了。为了更多的机会，我真是下了大力气，书和带子买了一大堆，还请了一位来自香港的基督信徒来家面授，他传他的教，我学我的话。一两次后，他看我冥顽不化，就撤 了。广州和香港说的话有很多区别，香港话夹带许多英文，叫个taxi啦，有空call我啦，加国的广东话更是这样。我就对来自广州的人说话时多夹带英文，对香港人说话多加虚词拉长尾音。别说，还办成了几件事，正沾沾自喜，反馈回来了，说那个姓马的英文词说得挺好，其它的是他们北方方言吧，听不大懂，怎麽和广东话有点象。得，打住吧。几年来，广东话随着皮萨饼吃下肚，现在就剩下“妈妈逮”了。

先生教授我们英文的重点是“读”，私下里传授了我一些“译”的理论和方法。开山课是当时发表百年的《反杜林论》。老恩真是难为我们这些学子了。读从德文翻到英文的版本，就象读了那些欧化的中文的感觉。我还是信奉严（复）老先生的“信、达、雅”，佩服付雷的飘逸，梅益的隽永，汝龙断句的精准，高鸿业的严谨, 朱振武的流畅。（上海大学教授，《达。芬奇密码》的译者。）而对鲁迅先生的“硬译”无法接受，如大师本人，曹靖华的译作。感觉《反杜林论》的英文版就有点硬译。这也难怪，一百多年前的行文方式和方法和现在有很大区别，您就是读张恨水的白话小说，有时不也是觉得疙疙嗒嗒的。Anyway, 我从先生那学到了阅读英文长句（不是长句，是相当长句）和难句的本领，那些大并列加小并列、从句套从句，现在想起来还是我的那个天呀。不过确确实实是获益非浅，尤其是在读原著和搞研究时。后来到大家拿一家信托公司的某中心工作，也小试了一把此特长。中心的VP是一位中年女性，衣裳时尚，化妆很浓。她要求我写一份报告，并打趣道，你是博士生啦，没问题啦，然后冲我把右眼一挤。不管是媚眼放电，还是秋天的菠菜，我晕。女士头头青睐，赶快动手，冥思苦想，遣词造句，安排结构，终于按时交卷。报告的中心意思由两个段落完成，而每一段落由一句话完成。递交后，她不是单眼而是双眼，不是挤而是连连眨动，连扑的粉都有点飘落，说到：“Oh, my God! ( 相当于我的那个天呀！) I’ve never ever seen such a long  long…（说了五六个）sentence in my whole life, and I guess I will not for sure.（有点空前绝后的意思）”她人不错，用了一个小时，把每句长句改写成了六七句小句。结果是她再也没让我写过任何报告；年末的绩评表上建议我选修一门英文写作课；后来听人说她患有间歇性眼肌抽搐症。

谨以此文献给先生，再祝先生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