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淘碟看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候选，其中对《潜水钟与蝴蝶》印象深刻，在此强烈推荐。

我还要响应一个问题，那些用屁股投票的奥斯卡评委在顶级外语片死伤大半的情况下，为何还要继续无视仅有的几部佳作，却在一群矬子中选出了《伪钞制造者》这部难以服众的电影。

难道只是因为朱利安·施纳贝尔是个美国人？

让我们为这些优秀的外国作品默哀：《潜水钟与蝴蝶》，《我在伊朗长大》，《追风筝的人》，《四月三周两天》，甚至是《色戒》。

被奥斯卡遗忘的最佳外语片---《潜水钟与蝴蝶》影评【一】

死亡的预留席

    死亡是餐厅角落的预留席。总有一天，每个人都会坐上那个位子。在深知这个事实的同时，每个人也尽量对那个位子视而不见，自动扫入眼角的盲区，推说死亡过于遥远。于是，对于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死亡，人们也尽量忽略不计——当叶子从枝头“唉呀”一声飘落下来，鸽子“咕咕”叫着完成自己最后一次飞行，夏日的蝉鸣忽然变成了秋风里的一具空壳，这便是死亡的舞蹈了。人们在心中深埋对死亡的恐惧的同时，却在不可自制的虚耗生命，像不停旋转的齿轮，被困在无穷无尽的生活琐事中无法自拔。或许直到有一天，齿轮被生命中无法逃避的劫难卡住，动弹不得，才有机会停下来，看看自己所处的生活，看看这是否真的是自己想要的一切。只怕我们打开时空之门的那一刻，才忽然惊觉当初怀揣梦想的孩子已是垂垂老矣。

　　对待死亡，每个民族每个部落都有属于自己的传统。据说，佛教徒会放一只小鸟在肩膀上，每天问它，对待这一天自己是否准备好了，能否“生而无怨，死而无憾”。在经历生命不同阶段时，死亡都会像一个必答题一样摆在面前，只是当人们越来越年迈，所写的答案将会越来越多，思考的时间也要比以往更长。美国的社会学教授莫里·施瓦茨，在其晚年患了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ALS），简单的说，这种病让莫里从脚向上一点点死去，直到他最后丧失行动能力，躺在床上，喉咙里插着呼吸管，囚禁在柔软脆弱的躯体里等待最后一刻的来临。莫里教授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并未放弃对生活的希望和抗争，他继续给学生上关于人生的课，通过电视向各地经受情感苦难的人们送去关怀和慰藉。他让人们看到与其绝望地死去，不如积极反思生活，留给世界有关爱的感悟。智者莱文说过：“爱是唯一的理性行为”。

　　大多数人可以接受一个老人面对死亡的笑容，那是一种繁华过后的坦然。他们仍可以在惆怅过后付之一笑，安慰自己说那是每个人终将到达的彼岸。而当一个正值事业巅峰的中年人被不合时宜、将错就错地推上死亡预留席时，人们开始变得沉默和恐惧，仿佛不可预期的死亡忽然从遥远的国度如一场噩梦般站在床头，俯瞰着每一个人。

　　让·多米尼克·鲍比在四十三岁的时候，因为脑中风瘫痪在床，失去说话的能力，和世界只剩下微弱的联系——一只努力睁大、布满血丝的眼睛。那只眼睛像干涸湖泊中的最后一滴水支撑着他的全部生命，然后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如何在这一滴水中奇迹般喷涌而出。

　　他与美国的莫里教授不同，他对于死亡从来过多考虑，多年没日没夜的奋斗刚刚让他坐上法国《ELLE》杂志总编的职位。可以说，他的生活刚刚翻开了新的一页。只不过，这本书被命运装订错误，确实是翻开了新的一页，却也是最后的一页。我们从他身上看到的不是一种智者对于人生的诠释，更像是死神眼中的世界，那些沉闷枯燥的生活开始奇迹般地因为瘫痪的肢体焕发活力。压抑的情感迸发出来，在情感的荒原上投掷出一个巨大的蘑菇云。途经此地的人都难免遭到这种奇妙情感的辐射，被感动或者被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