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重要作品《达洛维太太》写于1923－1924年间，此前，伍尔夫的小说《雅各的房间》已广受欢迎，令伍尔夫备感轻松愉快，完全抛开了获取他人赞扬的渴望，体质上似乎也完全康复了，仅在写作塞普蒂莫斯的疯癫状态时遭遇过一次短暂而强烈的精神震颤，因此可以说，“《达洛维太太》代表一种平衡行为，它源于20年代中期伍尔夫所达到的平衡生活。”正是这样一种自由平和的心境，使得伍尔夫能够敞开心灵，将真实的自我赤裸地展现在这本小说里，而伍尔夫头脑中的“双性同体”意识也在这本小说里表露无遗，并且深深地嵌进其写作的叙事策略中，影响了其对叙事手法和叙事形式的选择。这种双性同体意识不断发展演进，日趋成熟，终于1929年伍尔夫发表《一间自己的房间》，明确提出了“双性同体观”（Androgynous Vision）。在这本书中，伍尔夫肯定了柯勒律治所说的伟大的心灵总是雌雄同体两性因素并存的说法，并近而做出了自己的阐释，“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有两种主宰力量，一种是男性因素，另一种是女性因素；在男人的头脑里，是男性因素压倒了女性因素；在女人的头脑里，是女性因素压倒了男性因素。正常而舒适的生存状态，是这两种因素和谐相处，精神融洽……纯粹单性的男人和纯粹单性的女人，是无可救药的；一个人必须是男性化的女人，或女性化的男人。”

    虽然伍尔夫在中年时才提出这种独特的双性同体观，但她对于双性同体的自觉意识却是由来已久，也是与她独特的生活经历紧密相联的。伍尔夫双性同体意识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缓慢酝酿的过程，是她生命中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有三个重要因素是不容忽略的：一是伍尔夫作为女性的生存体验，使她深明女性受压抑的地位，从而自发产生了表达女性自我的欲求；二是对父亲品质与学养的尊崇，使其反感男性权威的同时也颇尊重男性自我；三是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浸润，其成员独特、反叛的个性，自由平等的交流方式，完全实现了男女之间的平等对话，在这一氛围的熏染下，伍尔夫亦十分赞赏他们所信奉的双性同体的性道德观。

    一、深刻的女性生存体验

    弗吉尼亚·伍尔夫生于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她成长其中的大家庭正是那个时代的典范。尤其她的母亲是典型的理想化的家庭妇女，就像她笔下的拉姆齐夫人（弗吉尼亚的姐姐瓦尼萨认为《到灯塔去》对其父母的刻画是真实可信的），毫不自私，总是一味容忍、服从丈夫，完美无缺地展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风范。她的父亲也采取当时的一贯做法，只送家里的男孩子去学校接受正规教育，而当时的剑桥也只是一片保留给男性的地盘。“没有教育的平等，就没有性别的平等” ，弗吉尼亚初尝了作为女性的深刻不公，并且终其余生都认为自己没获得良好的教育，是她的性别对她造成的伤害。在那个时代，“好女人总是沉默无言的，拉姆齐夫人就总是对丈夫默默地微笑，她对他的唯一言语只是对他的需求做出回答而已”。那个时代的格言就是“忍受并保持平静”，弗吉尼亚也难以摆脱时代观念的影响，她曾经是那么谦卑和羞怯，当她立志要成为一名作家的时候，她感到了这个世界对她的嘲笑和敌意。“世界对她不像对男人那样说：如果你愿意就写吧；这与我毫不相干。世界会哄笑着说，你要写？”直到父亲死后，弗吉尼亚跟随姐姐瓦尼萨搬进了布鲁姆斯伯里，在那里安了新家，才同维多利亚时代的窒息氛围实行了决裂。

    由此可见，弗吉尼亚无论在成长的历程中，还是在职业的选择上，都有着作为女性的深刻体验，对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受压抑的地位感慨良深。尽管弗吉尼亚并未受到学校的正规教育，但在其父亲的影响下，她得以饱读诗书，成为一名善感多思、有独立见解的女性，她意识到她有着和男性一样的独立自我，“一个女人一旦能识文断字，你能够教会她相信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相信她自己”。所以，她不能再像她的母亲那样沉默。她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内心深处的体验和意识，她要探求女性自己的意识、自己的语言。正因如此，伍尔夫笔下生出各样女性，旨在表现女性的主体意识，如《远航》中的雷切尔和海伦，《达洛维太太》中的克拉丽莎和萨莉，《到灯塔去》中的拉姆齐夫人和莉丽，《海浪》中的罗达、苏珊和珍妮，《幕间》中的拉特鲁布女士和伊莎，而《雅各的房间》虽以雅各为轴心，却是通过他身边的女人——母亲贝蒂、恋人克拉拉、弗洛琳达、范妮、桑德拉的意识再现雅各的形象。

    二、女儿对父亲的尊崇

    弗吉尼亚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是一个年龄大到足以做她的祖父的男人，他正像拉姆齐先生一样敏感、专横、暴戾、不惜冷酷地说出真理，他的举止态度有时阴冷、尖刻，常常会因最微小的挫折而大发脾气，有时却又表现出超越单纯礼貌的微妙的殷勤，这种喜怒无常的性格又因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妻子圣徒般的纵容而更加恶化了。尤其在丧妻之后，他更是专横地向他的孩子们索要同情。对于这样的父亲，孩子们指责他像一个暴君，尤其弗吉尼亚的姐姐瓦尼萨，她表现得极富反抗精神，对父亲的要求无动于衷，态度强硬，而弗吉尼亚对父亲的态度却极为复杂。因为弗吉尼亚选择了以文人为职业，她和父亲之间有着共同的神秘、共同的行话，她还作为父亲的学生接受父亲的教育。

    在家里，父亲一方面会经常亲自过问女儿们的教育，一方面又给她们以充分选择的自由：瓦尼萨选择了绘画，弗吉尼亚选择了文学。父亲的图书室始终向弗吉尼亚敞开着，她可以贪婪地翻看她在书架上随手捡到的每一本书。父亲关于阅读艺术的教导是：“读你想读的书”，“千万别去欣赏那些你绝不欣赏的东西”。而对写作艺术的唯一教导是：“用最少的言词尽量清晰地表达出人们想要表达的东西，” 其余的一切，则取决于自己。

    而当弗吉尼亚阅读父亲的私人信件和回忆录时，则更是为父亲的品质所深深吸引。父亲写过两种完全不同的回忆录：《早年印象》和《陵墓之书》。《早年印象》记载了他在剑桥大学的经历，30岁之前他是一位具有坚定男性风度和运动家体格的教师；假期里他如何征服了阿尔卑斯山峰；他公开声明自己信仰不可知论，因此丧失了教师资格；后来他作为一个颇有影响力的编辑和记者在伦敦度过了多年。而《陵墓之书》记下了他一生所有的私人事件，目的并非为出版，而是希望对他的孩子们有所帮助。在《陵墓之书》以及父亲和母亲的通信中都显示出，父亲对女性的看法不落俗套。在他们婚后，父亲总是支持妻子的看护工作，非常尊重妻子的选择和判断，当母亲经常离家去做看护的时候，父亲就负责料理家务和照看孩子。“他相信温柔是男子应有的气概，而且他总是能够看到女人的力量。” 这种对男女两性的看法大大超越了习俗，对他的孩子们也不无影响。

    在斯蒂芬家的四个孩子中，弗吉尼亚因最大胆、最富于激情而特别出色，也最依恋他们的父亲。弗吉尼亚在日记中写道：“他是一个值得崇拜的男人，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个巨人，”她相信，自己更像父亲而不太像母亲，她年少时也曾谴责父亲像个暴君，然而随着年纪渐长，她终于明白了父亲在同时代人和朋友们眼里的那种魅力：“一个爱挑剔的精细的头脑，训练有素而明晰透彻。”弗吉尼亚在很多方面都继承了父亲的特点，比如性情敏感，思维缜密，喜欢徒步远行等等，弗吉尼亚终其一生都对父亲的性格保持着强烈的迷恋，所以她不像瓦尼萨那样大胆、彻底地反抗男性权威，而是有所让步、有所保留。

    三、布鲁姆斯伯里的浸润

    父亲死后，弗吉尼亚曾一度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而她的姐姐瓦尼萨则不无欣喜地把家搬到了布鲁姆斯伯里的戈登广场46号，不久，弗吉尼亚也来了。在这里，她们完全逃离了黑暗的维多利亚往昔，逃离了过去的繁文缛节，在没有长辈看管的宽松环境里，一切皆有可能。

    每个星期莱斯利·斯蒂芬先生的子女瓦尼萨、弗吉尼亚、艾德里安和索比都在家里举行友人聚会，从晚间十点左右到午夜，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逐渐形成了“星期四之夜”，并成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伦敦的思想、艺术和文化中心，这就是著名的文化团体——布鲁姆斯伯里集团（Bloomsbury Group）。刚从剑桥毕业的艾德里安和索比，把他们在子夜社（Mid-night Society）的朋友们领到自己家中，到过他们家的同时代人有作家E·M·福斯特，J·洛斯·迪金森，T·S·艾略特；画家罗杰·弗赖伊，邓肯·格兰特；历史学家利顿·斯特雷奇；经济学家J·梅纳德·凯恩斯，伦纳德·伍尔夫；评论家克莱夫·贝尔，德斯蒙德·麦卡锡。他们上这儿来的主要目的是谈话，会谈是聚会的全部内容所在，他们大都有着古怪的个性，对世俗生活不屑一顾，在派对上自由自在地表达自我，真诚地交换想法，表现出一种“纯粹的智性姿态”，受到了弗吉尼亚姐妹的热烈欢迎，有时他们兴之所致会一直谈到凌晨三点钟。

    这里的聚会完全不同于上流社会以寻求配偶为目的的派对，这里的年轻人从不精心打扮，从不寒暄客套，而是毫不虚伪地谈论艺术和文学、宗教和爱情，畅所欲言，有时甚至是毫无掩饰的残酷，只是为着对真理的探求，对精神自由的向往。其成员克莱夫·贝尔曾这样描述他们的信仰：“爱好真理和美，宽容并且具备真实的精神，对无聊的东西深恶痛绝，有幽默感而又有礼有节，好奇，厌恶平庸、粗暴和虚荣的东西，不迷信，不假装正经，毫不畏惧地接受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畅所欲言，关心艺术教育，蔑视功利主义和无知，总之，是热爱甘美的和光明的东西。”在他们那里，男女之别已大大淡化，“根本不存在任何话题是在男女混杂时所不能谈的，甚至是他们真挚地称为‘交媾’的行为”，弗吉尼亚也同样能当着任何人的面谈论任何事物，常常在他们的激发下妙语连珠，完全打破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沉默的理想，这在当时的社会是不合时宜的，令世人大为震惊。弗吉尼亚在这里自由地言说自我，也用心地聆听他人的自我，由此非常高兴地逃离了上流社会虚伪的婚姻市场。更重要的是，“弗吉尼亚在文学上最有特色的个人特征，就是在她站着聆听英国最杰出、最有智慧的人讨论当前重大问题期间形成的。”

    弗吉尼亚的这些独特的生活经历及其生命中重要的男人和女人，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她对男女两性气质的看法，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当她写作《达洛维太太》的时候，她的双性同体意识已经体现得非常清晰了。

    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意识体现在其作品中，一方面是塑造出了男性因素与女性因素兼具的人物性格与气质，其笔下的女人，往往是男性化的女人，而男人，常常是女性化的男人，尤其是她笔下的艺术家形象，更是典型的双性同体者；另一方面，伍尔夫描绘出男性与女性心灵契合的多个场景，构筑了男女和谐生活的动人画面。

    已发表于《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