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很多人都愿意硬着头皮听他的批评，为的是听他满腹才情，字字珠玑。陈虻对人对己都严于要求，近乎苛刻，仍然有很多人尊敬他，爱戴他。这是怎样的一种人格魅力！

23日中午，我试着给陈虻的手机拨了电话，两次都是“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我才相信他是真的走了。27日清晨，到八宝山跟他作最后一次道别。七年前的那个夏天跟他道别之后，我绝不会想到，下一次见面是在八宝山。

北京再大也只是个城市，两个相识的人，若无心见面，即使在同一个城市里一辈子也不会相遇。而世间的分别，比相忘于江湖更让人心碎和无奈的，就是相忘于阴阳间。

内心的悔恨一直纠结着，一周来，每每想起，便泪流满面。从前的每年都想着要去看他，每年都偷懒，因为要从城东赶到城西。现在好了，一了百了，不用麻烦了。

我每年都准时问候他的生日，每次短信问候之后他都会立即回电说，很久没见了，方便到西边来时过来坐坐吧。我每年都答应着，却每年都没过去坐坐，一晃八年了。今年八月底，第九次问候他生日，心想无论如何，今年该去看看他了。没想这次他只简单回了一句“谢谢你还记得我”，没有电话过来。现在才知道，他简单的一句话传递的是他即将告别生命的无可奈何。

时光晚矣！

陈虻，是我的良师，是一个让我醍醐灌顶、豁然开朗，懂得电视、懂得做人的老师；亦是一个益友，一个能够宽容我的不羁和不恭敬、给我智慧，影响我一生的君子之交。在我还没来得及感恩，还没来得及把我九年的成长与他分享，还没来得及应他的邀请到西边坐坐，他就走了，不打招呼。

                                一
1993年，《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是每一个电视人的榜样，制片人陈虻，自然是我们的偶像。记得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时，我的心抽了一下——虫亡，太不吉利了。那时我就想，他是个好人，因为好人才能做出“生活空间”。若有机会去北京，一定要会会他。

六年以后，我只身一人到北京闯荡。第一次去“生活空间”栏目组，没人介绍，仅仅是去前半小时给他打了个电话，说想见见他，他爽快地答应了。见到他时他正和一个编导谈话，示意我在旁边坐下。二十分钟之后轮到我，他第一句话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谈节目，但你没用心听”，我藏在内心的兴奋被他猛地击了一掌，可不是吗，我一直在好奇地东张西望。那天，我请他看了我的两个片子，他对我一顿痛批，从创作理念到创作技巧，到每一个画面的衔接，到解说词，他言辞犀利，字字珠玑。“你很机智，但是你的节目没有内涵，不知所云。你只是忠实地记录了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并没有用心去感知他们的生活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中央台，这样的节目是不能播出的。”那天，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了重创，他的每一句话都让我无地自容——那两个节目可是我们台领导点名表扬的。“中央台的标准和你们不一样。”他淡淡的语调刺得我心里疼痛。我本能地反抗，和他唇枪舌剑，我若不奋起反击，只怕会被他逼死——工作五年以来，我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尖利的批评，像被人撕掉衣服一般赤裸裸。那天，我们聊了四五个小时，直到天黑。后来，他把我送到楼下，一路道歉，说不该对我这么苛刻。我忘了那天是几月几号，就是在那一天，我的大脑开始思考。

1999年的那个夏天，我比任何时候都要勤奋。每天早晨7点钟，我准时打开电视机，认真地记录着每一个“生活空间”的故事，包括人物关系、结构、表现手法，甚至编导的名字；那段时间我拍了两个人物，亲自扛着摄像机，跟一个马夫和一个大学里的特困生生活了一个多月，我第一次把自己的心放下来，和他们一样吃和睡，聊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和他们的家人一起择菜做饭。8月份，我带着厚厚的笔记和两部片子到北京再见到陈虻时，他对我的批评方式变了。“看得出，你在编辑机上很自信，游刃有余，进步不少。跟上次的片子相比，你的主见太强了。有时候，我们的主观意志太强，反倒会偏离我们的初衷。就像射箭，越是用力过猛，射中靶子的愿望越强烈，越容易偏离靶子。这两个人物，尤其是这个马夫，他的想法，他的焦虑，他的生活，可能不一定是你想要渲染的这样。这些镜头，都是你的主观意志，没有必要这样来表现。”我知道，我又失败了，用力过猛。只是他很婉转，不忍对我的辛劳再骂个狗血淋头。其实，他对人严厉没错——被骂跑了的人，就随他去罢，真正想有所成就的人，是会奋起直追的。事实上，很多人都喜欢被他骂，或者听他骂别人，听过无数次之后，点滴智慧就不知不觉在心里开了花。陈虻，生前喜欢骂人，去后受人歌颂。这是怎样的一种人格魅力！

我，曾经奋起直追，和其他受“慧”于陈虻的人一样，陈虻的精神力量曾支撑着我在北京打拼的无数个日夜，后来，我成了逃兵。逃开了电视，逃开了纪录片，逃开了媒体。“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为什么出发。”陈老师，我没忘为什么出发，但我离最初的目标已经太远了，这是我出发时不曾希望的。

对于媒体，我心里有许多苦衷和无奈，相信他也是。但是与他的信念和煎熬相比，我差得太远。

                               二

陈虻对人很恭敬，无论对方怎样的年纪和职位。那时候，《东方时空》办得如火如荼，陈虻在电视圈已经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和人交往却毫无遮拦和架子。一个喜欢电视的小哥们儿没经我同意，打着我的旗号到北京找陈虻，陈虻竟然也热情地接待了，认认真真聊了两个多小时，让我这个冒失的小哥们儿受益匪浅。还有一次，我和陈虻约好谈事儿，那时是八月份，北京的八月，烈日炎炎。那天中午我迟到了十多分钟，因为没有手机和呼机，我无法告知他我什么时候能到，他也找不到我，只能在约好的时间等。我赶到后，远远就看见陈虻在一辆车旁边蹲着，用报纸遮着阳光。我问他为何不待在车里，他说我不认识他的车，怕我看不见他。我心里揪了一下，说不清是什么感觉。我若是跟人说陈虻在烈日下等我十多分钟，怕是没人相信，可能也不会有人做得到。

他待人的恭敬和善解人意无处不在，在工作的管理上也是如此。同事有私事，他的原则是尽可能让同事办完私事再来上班。“个人的私事处理不踏实，就不会踏实地干公事。”这是他的管理之道，至今都影响着我。批评归批评，完了还是一样的随和、平淡——他的星座是处女座，不批评人过过嘴瘾，倒不是他了。

属牛的处女座，是操劳的命。他的敬业、严谨、精益求精，他忘我的工作状态人人皆知。有人说陈虻的离去是因为久不得志，郁郁寡欢，我认为这个说法对他不太公平，或者，说这话的人对他不甚了解。陈虻对名利不是看得很重，“吃菜要吃素，做官要做副”，这是一次在饭桌上他对我说过的话，也是他一贯做人处事的态度和原则。难怪他从2001年的新闻评论部副主任一直到2008年社会专题部副主任，一直都在“做副”，不是因为他怕担责任，他始终都是一个敢于承担的人。对于做副的理解，“有一个平台就行了，关键是可以为大家做事。”他为人低调，做事积极，在把握做官和创作的平衡上，他是机智的。

除电视之外，他教给我的智慧难以斗量。我继承了他对人的恭敬，学习着他推崇的“戒，定，慧”，同样以严厉的风格培养我的编辑团队。有一次，他调侃地说：“人生的三个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最后到老了，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你现在还在第一个阶段。”时隔九年了，陈老师，当我历尽艰辛，奋力拼搏到接近最高境界，当我积极争取到可以和你把酒论英雄时，你却到另一个世界看山水去了。时光晚矣！

                                 三

27日，寒风瑟瑟，告别仪式的队伍排得很长。那天我很坚强。流于形式的告别匆匆忙忙，粗心的我不但没有看见他的脸，连在他身边停留半刻的机会也没有。“也许是老天的安排。那么几百个人，只有你没看见他，也许就是老天有意安排你不看到他，他心里也希望留给你他最好的形象。这是一种缘分。”朋友的话让悔恨交加的我稍感安慰。

灵堂设在他的办公室。办公室很简陋，简陋得让人心疼。十多平米，风水很不好。他背靠窗户，正对着门。穿的还是那件皮衣，九年前就是这件了。他的座椅是很大很硬的那种木头的，不够舒适，旁边没有沙发。窗帘陈旧，书架也不讲究，没有装模作样地摆满书，摆得最多的是崔永元的《电影传奇》。假如，我早一点来看他，也许能建议他换个办公室，换个椅子，摆个沙发，也许他能舒服些。

时光晚矣！

早一点可以做的事还有很多。他一天只吃一顿饭，我本来可以告诉他，越是胃有毛病，越要三餐正常。可惜，我没说出口。从看到他名字的那一次触动开始，也许冥冥中老天就告诉我了，这个生命要好好爱惜，否则不会长久。而我，迟钝愚笨得没有感知天意。假如我能提醒他，假如后来我能经常去看他，假如我能教给他我擅长的健康常识，也许，一切能好些。

时光晚矣！

“陈老师，惭愧得很，现在才来看你。早点来，也许会好些。”在他灵堂的留言簿上，我写下自己的忏悔。

很多事情到最后想起来，已经山不再是山，水不再是水。那些曾经摆在面前的机会，不是因为意识不到而溜走，而是你对它不够恭敬，不够真心。

一棵大树倒了，门关了。带着一些果实，我将继续远方的路。这些果实不是我一个人拥有的，陈虻的智慧和力量滋养着很多人。曾经历尽艰辛想要和他分享的电视理想，因为我的不恭敬、不坚持，将永远是个理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