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是谁。熟悉是因为这是来自一个非常熟悉的同事的电话，陌生是因为有两个星期没有听到了，而且现在的声音比以前更洪亮——这是我所听到的最让人开心的一个电话。

两周前的一个凌晨，一向身体健康的潘心脏病突发。由于胸闷难以忍受，一向自强的他终于忍不住拨通了另一个同事的电话——这是一个决定生死的电话。他被紧急送往县医院。

医生的诊断非常不乐观，急性心肌梗塞，马上面临一个风险选择：是否溶栓。病情在恶化，6小时的溶栓黄金时间已过，但家人不在场。主治医生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溶栓。

第一天的晚上，大家迎来了紧张以后的第一次安宁，潘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容光焕发，似乎没有任何病症一样。

就在大家松了一口气，谈笑风生的时候，潘的心电图再次异常，伴随的是一阵难受，忽然犹如恶梦般惊醒。这一次发作，不只是他的恶梦，也是我们在场每一个人的恶梦。发作的频次越来越快，气氛越来越紧张，医生加大了药量，才稍有控制。

这两天在医院楼梯口，我们一遍一遍地紧急讨论，请求外地专家赶来会诊，安排家人赶过来，安排24小时的轮流护理；我也向湘雅医院的朋友详细咨询，从所使用的药物到医院的各种诊断设施与能力，判断最好和最坏情况下我们应该采取的措施。

第二天中午我从医院赶回公司，办公室里已经坐满了十多个准备看护的人员。我详细讲解了看护所需要的各种细节，大家很快列出看护排班表：以两个人为一班，8小时轮流看护。我清楚地感受到，没有任何一次的工作会议像这次会议一样，每个人都全神贯注，全心投入。

上天并没有及时回馈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到了下午，更严重的情况出现：肺梗。尽管地区医院的专家也赶过来进行现场诊断治疗，然而，难以提出更好的治疗方案。一直镇定的主治医生也紧张起来，开始同意原本不太赞同的一个风险举动：转到地区医院。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心梗病人最忌讳的就是转移，一个小时的时间里突发风险太大。而以他目前发作的频率来看，必然出现险情。转移以后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通过冠状动脉造影，进行更为准确的判断，以确定下一步支架介入治疗的方案，除此以外，也难以有新的治疗方案。

看着每一个倾力投入长时间在紧张中度过而面带疲色的同事，看着竭尽了全力却又无可奈何的医生，看着两条充满风险的道路，每个人的信心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大家最后的决定是：转院，或许有一线希望。

每个人都在期盼，期盼一切都能够顺利进行，期盼他年轻的身体能够抗拒死神的召唤，期盼救星的出现，期盼奇迹的发生。

地区医院的救护车比预期的时间更快赶到，医生进行了最后一次药物治疗，以尽可能减少路途中的风险。在场所有人都在尽自己的可能为潘出上一份力，哪怕是一句轻声的安慰或一下轻轻的抚摸。

“把我的头垫高点。”就在我将潘移到担架上的时候，他忽然轻轻说了一句，这是一次短暂的清醒。

救护车急驶而去，满载着风险与期望。我没有跟随，跟随的都是二次选拔出来的勇士。

晚上，更惊心动魄的信息传来，病情已严重到必须插管，生命需要靠机器来维持。

第二天，已无法说话的他，用笔写下了一个字：死。

他有一个柔弱的从未出过远门的妻子，有一个刚上初中的女儿，全家的担子都在他的肩上，全家的幸福也都在他的肩上。

一直挂在我脖子上的玉佛忽然掉下来，摔碎了，我一时陷入极度沮丧。家人安慰我，是佛替我挡了一灾，我更希望是为潘挡了一灾。

接下来一周我在外出差，不敢主动打电话，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息。经过极低谷的考验，所有人的努力终于感动了上苍，好消息开始出现：病情稳定；已经离开ICU；造影完成；不需要植入支架。

如雨后阳光，消息一个比一个好，最好的莫过于刚才他自己打过来的电话。潘还需要回家休养，留下了一份浸满真情的感谢信。

冥冥苍穹中，有一种未可知的力量，在左右人生的轨迹。不知是他一生的真诚友善，还是与命运抗争的勇气，不知是所有人对他的关爱，还是他对家人的深深爱恋，生命的奇迹，最终降临到了他的身上。

生命，需要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