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网络上有人提到，中国学生在美国高校研究院系中名声不佳，因为不少博士候选人不能完成学业，取得一个硕士学位就直接到华尔街赚钱去了，使导师、院系十分恼火。这种情况据说影响了中国留学生的整体声誉。

实际上，不少学生出来读博士学位就是为了出国，并非是对未来职业与发展有着明确的规划、打算后的决定。中国学生的传统似乎是，本科后就要继续读书，完成更高学业，最后才去工作。许多优秀的学生则希望出国深造，到最发达的国家，读最好的书。这种情况下，不少出国留学的人本来动机就是读书+出国，下一步怎么办还谈不上有什么规划。PhD本来是学术性、研究性高端学位、一些学生并不了解其性质与发展方向，开始读了以后可能才发现，自己的性格与爱好不适应这种职业偏向。本人就认识不少人，出国申请时只想着出国，对出国后干什么了解很有限，出了国，呆了一段时间后，才逐渐明白过来原来PhD是这么回事。一部分专业的学生，在就业市场的诱惑下，放弃博士学位而投身业界，并不奇怪。他们是突然明白自己想干什么了。

一个香港的学生曾评价说：大陆来的学生出国时都还根本不知自己想干什么。此一说法有偏颇之处，但也有正确的地方。

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学术研究型院系，还存在于职业学校。特别是公管学院。

商学院情况相对比较简单，出国读商学院就是为了将来进更好的公司，这个目标应该说比较明确。

公管学院就比较复杂了。公管学院是培养公共管理人才的地方，理想状态下，毕业生应该到政府部门、国际组织、非盈利组织等机构工作。

以大陆自费学生为例，究竟有多少人是为了将来到政府部门、国际组织、非盈利组织工作去，才选择到国外的公管学院去读书的？恐怕没有多少。学生大概多少对公管与政策有点兴趣，但更多恐怕是将这里当做跳板，在毕业后寻求到私营部门/业界工作的机会。换言之，公管学院的地位很尴尬：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二流的商学院。一个教授戏称中国公管学院留学生：second-class b-school students。

以肯尼迪学院为例，在这里的中国学生之前许多在政府机关或大型国有企业工作过。但那只是他们过去的经历。大多人付出高昂的学费来美留学，不过是为了在毕业后找一份更好报酬的工作。比较政府/公共部门与业界收入差别之悬殊，选择业界可以说是很理性的选择了。一个自费生要付出将近十万美元的学费。如果回到本国政府或非盈利组织，何年何月才能赚回这笔学费呢？所以当然是到金融、咨询等赚钱的部门工作。

对于学院而言，这种教育就是失败的了。它没有为公共部门培养人才，而只是被一些之前曾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人作为投向私营部门的跳板。公管学院确实成了二流商学院。

前一段，肯尼迪学院召开了Visiting Committee会议。据说一个引起人们注意的议题就是中国学生的问题：如何让更多的中国学生回到本国的政府/公共部门？决策者并不傻，马上想到了funding的问题。关键就是钱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很简单。

公管学院的情况比较特殊。一来，作为职业学校，学费高昂，大多学生并无来自学校的奖学金，要自筹资金；二来，来求学的人大多来自政府/非盈利机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部门的收入是很低的。一个学生自筹高额学费，接受训练，然后回国为公共部门效力，学费永远也赚不回来，经济上不是一种理性的投资。

要使美国的公管学院为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这样的国家），培养公共领导人才，必须增加学生回本国公共部门效力的积极性，办法就是资助其学费。形式可以多样，由学生所在国的政府资助，或者社会自主（如企业或个人设立奖学金）。简单地说，就是增加公费留学生的数目。肯尼迪学院中国学生中，以在职中公共管理学生回公共部门的情况相对最好，因为他们很多是政府公派，不存在个人的经济问题。

政府公派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利于选择更好的人才。一般来说，一个官僚系统自己比外界更容易了解自己系统内的人才。虽然，这种选择人才有可能受腐败等问题干扰，但在实践中，据我本人了解，由中国政府自己挑选的干部，无论是学位学生，还是短中期培训课程学生，大部分素质良好，十分优秀。相比之下，学校的录取委员会判断能力就比较差了。对于中国这样相对陌生的体制里的人才，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判断和评估的能力。与商学院不一样，因为业界已经相当国际化、标准化、职业化，如果学生是从中国的外资投行、咨询公司招来，素质肯定不会差，因为他们首先已是通过无数轮极其严格的企业录用机制里挑选出来的人才，故录取委员会可以很有信心；而政府人才就不同了，录取委员会根本无从评估一个来自某地方政府的申请人在简历上对自己业绩的描述。在这样的情况下，录取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带有强烈的信息不对称。

此一因素再加上高昂的学费，造成了一种自我选择的偏见：从国内报考外国名牌公管学院的人往往是最希望出国的一批人：他们有一定经济水平（各种渠道的自筹款），花费大量时间准备出国（如准备GRE等），但未必是自己单位内最优秀的人才。

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录取委员会是不可能选出最好的人才的。只能在一小批报考了的人里面挑，然后还不知谁好谁不好，谁愿意回公共部门谁不愿意回。

相比之下，以肯尼迪政府学院为例，日本学生就完全不同了。日本学生大多为政府公派，大多来自重要的部门（比如财务省、通商产业省、外务省等），是经过反复挑选的优秀雇员。这些人没有经济负担，在本国部门发展前途极好，因此在政府学院可以更专心致志的学习，将来回原部门大展宏图。这样，使他们的学生在构成与去向上，和中国学生明显不同。当然，我有一个朋友是特殊例子，他来自日本地方政府，辞职后报考公管学院，计划离开政府，到私营部门赚钱。他的暑期实习就是一个外资投行。这个情况和中国学生很类似。

经验表明，要保证到美国公管学院留学的中国学生毕业后回国为公共部门效力的积极性，必须有中国政府支持。政府自行选择优秀人才，然后公派（经费由政府或社会出）。

当然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花这么多钱到国外培养公管人才，有没有这个必要。毕竟中国还很穷。我个人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这个不是中国现阶段最需要的投资。有这么多钱不如花在对自己公管教育与研究的建设与发展上。比如培养一个两年制的学生，要人民币七八十万。有这么多钱，在中国的公管学院、干校，可以干很多事了。当然，如果有企业、个人或其他社会组织愿意出钱资助个别学生出国培训，应该也会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