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现代，也有一些善于使用比喻的哲学家，譬如说顶尖的政治哲学家诺齐克(Nozick)。他的著作行文生动平实，让人读起来赏心悦目，爱不释手，从来不晦涩和枯燥。这个Nozick也很善于使用比喻。譬如说他在批判功利主义时，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功利主义认为，我们的哲学就应该考虑人们的幸福。一个好的政策应该最大化大多数人的幸福。换言之，能使越多的人高兴的政策和决策，越好。功利主义在定义什么是“幸福”的时候，遇到了不少麻烦，长久以来都有很多分歧。其中一支，就讲幸福定义为感官上的愉悦：你觉得感官和心理上快乐(enjoy pleasure)了，就是幸福了。我们的哲学应该去让更多人的幸福，换言之，应该让更多人的快乐。这个理论听起来不错，但是显然有点问题，难道快乐真的是那么重要么？如何驳斥它呢？

Nozick马上举了一个比喻。他说，我们假设有一天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情感体验机”，你坐到这个机器上，连好电线，它能通过电流或其他感应装置，为你制造出各种你需要的任何感官享受和刺激。如果你是一个讨不到老婆的男人，每天被老板骂，你回家以后坐到机器上，它就能给你制造出和美女结婚、行房的感官刺激；能帮你制造出你当上大老板、全球首富的感官刺激。换言之，你想要什么有什么。Nozick问，这个情感体验机这下该满足我们对幸福的需求了吧？不是要让人快乐么？有多少个人愿意一辈子都坐到这个机器上的，举个手。

结果恐怕是没几个人会举手。

为什么呢？Nozick马上跟着说，这是因为我们希望“做”某的事情，我们是为了做这些事情而去做它；我们欣赏做这些事情的本来意义和价值，并不是为了感官体验。所以说，我去种一颗树，不是为了种的过程我有快乐的体验，而是因为我想在地球上留下这么一棵可爱的植物。或者说我希望它能为净化空气做一分微薄的贡献。此外，我们想成为“某种人”，切切实实地。我想成为有成就的人，我想成为科学家，这些都是因为我希望成为这样的人，而不是希望获得感官刺激而已。这不是通过模拟情感所能达到的。一辈子坐到情感制造机上，等于是自杀。

可见，快乐并非全部。我们赋予我们的行为许多内在的价值(intrinsic values)；感官享受不是一切，因此也没有理由对它赋予最高的重要性。

Nozick的比喻就十分生动。

作为政治哲学家，Nozick的主要一套主张就是人们对自己应得的(entitled)东西

享有权利，这些权利不该被剥夺。人们应该互相尊重对方的产业、对方的劳动成果。换言之，有的国家要求缴很高的税，搞福利国家、收入再分配，Nozick说这不好，这和每个人应有的主张、应有的权利相违。这是一种剥削。譬如说，如果你收入100元，但是国家要你交税20元，那么你工作中五分之一的时间是为了别人工作，而自己无权占有自己的劳动收入。Nozick说，这时候的人就和奴隶一样被剥削！国家搞再分配可以，但是应该是个人志愿的：我愿意拿出多少多少钱来扶贫：这是我的选择。但是国家不应该去强迫我组这样的事情。我对我的劳动成果，难道没有拥有的权利么？Nozick还说，一个人的收入，往往和他的天赋和努力有关。天赋高、努力投入大的人，收入也高。国家搞再分配，是不尊重个人，否决他们对天赋的拥有权利、忽视他们的努力。总而言之，Nozick认为人们对自己应有的东西享有权利，不应被剥夺。它们的剥夺实际上是一种不正义。这时候，他举出了著名的蓝球运动员张伯伦的比喻。

Nozick说，先假想我们有一套分配方案A，假设这个方案是人人平等，也假设从最一开始，大家财富相当。然后，我们有张伯伦——美国史上伟大的蓝球运动员。张伯伦一出来比赛，很多人就要来看。但是张伯伦说：你们要来看我，可以，但是每个人都要给我25美分。最后，有一百万个人观看了张伯伦比赛，张伯伦收入二十五万美元。显而易见，原来的分配状况被打乱了：张成了首富。这时候，为了维持原来的分配方案，国家必须干预，让张伯伦把所有的钱都还给观众，以维持最初状况。只要张伯伦不断比赛，观众不断给他钱，这个再分配就要不断进行。Nozick问，这样的再分配到底正义不正义？张伯伦有天赋，难道他不该凭借天赋赚得这些钱么？观众愿意去看比赛，并且心甘情愿地掏钱，有什么问题呢？观众和张伯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两相情愿的财产转移，国家为什么要干预呢？好了，我们说，有了这个方案，张伯伦以后也懒得比赛了，对于那些愿意出钱的观众，这个结果如何呢？这种再分配到底是不是正义呢？也许许多人会说它是不正义的。通过这个比喻，Nozick说明了他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