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流亡中重建精神家园

从《山海经》到《红楼梦》，从老子、庄子到王国维、陈寅恪，从赫拉克利特到海德格尔、从毕达哥拉斯到胡塞尔，这是本书在时空上就言说而言所基于的精神座标。假如说，相对于不可言说的大海、言说本身也不过是岛屿，那么相对于以这些言说为标记的汉语世界，生命的存在无疑是更为浩瀚的时空内容，这样的生命内容与自然相对称，由音乐以及其它艺术所呈示。描绘这个世界是可能的，但讲说这个世界是不可能的。在不可言说的精神世界或者说生命文化面前，不仅孔子是看不见的，就连老子也都会消失。

老子的言说，不是面向大海，而是面对岛屿的。老子的言说，不是面对所有的智者，而是面对孔子那样的聪明人；不是面对商以前的汉语文化，而是面对周以后的汉人社会。相对于周公建立的中央集权和等级制度，老子强调无为而治，强调小国寡民。从某种意义上说，假设当年的周武王听从了箕子的劝诫、假设周公遵循箕子的教导不建立周制，那么老子的言说就是多余的。而老子也不会因此而讲说出一整篇《道德经》来。老子发言的前提，是周朝的建制者没有听从箕子的告诫。一如本书的语境，是精神家园的遭劫和被毁。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精神家园是可以重建的。正如当年老子说完之后远走高飞，今天的重建精神家园，始于在异国他乡的流亡途中。一般说来，文明与制度相联。任何一种文明都离不开与之相应的制度。但文化却不受制度的制约。无论莎士比亚走到哪里，英语文化始终在他笔下。文化是天空里的鹰。这与文明截然不同。文明最亮丽的风景也不过是广场上的鸽子。文明为常见的景观是生存意味十足的养鸡场。鸡群需要制度的关怀和保护。鹰却是孤独的，是任何制度都无以束缚的。政党政治常常企图凌驾于文明之上，但它事实上不过是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并且永远低于文化，不管从事者具有什么样的学历，更毋需说具有什么样的权威。

精神家园的重建，天然拒绝政党政治的参与和介入。流亡在生存上是艰辛的，但在精神的创造上却是自由的。付出了生存的代价，才能换得存在的可能。付出了生存代价的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获得了存在的辉煌。沉缅于世俗快乐和感官享受的李渔，写出的不过是《闲情偶记》。曹雪芹是汉语文化历史上的存在标画者，李渔是汉语文明历史上的高级生存者。这是二种不同的标高，永远会让后人羡慕。生存者羡慕李渔者可以生存到如此高级如此斯文如此享受的地步，存在者羡慕曹雪芹者可以存在到如此纯粹如此空灵如此孤寒的境界。

重建精神家园既对照于当下的现实，也预示着未来的存在。存在的诗意，不在于物质文明的外观，而在于生命本身的内省。从这个意义上，世界都市纽约，既可以看作当代文明的象征，也可以被当作生命内省的一座庙宇，或者一个山洞。各种文化、各种族裔和各种语言在纽约的汇集，使这个城市无意间呈示出了人类文明的未来图景。在高度文明化了的纽约城市景观底下，可以窥见汹涌澎湃的文化海洋。

在纽约的流亡，具有在文化海洋里击水的意味。其戏剧性一如在美国的小镇文化上，与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不期而遇。面对美国的小镇文化，老子一定是无言的，因为他没有什么可说了。同样的面对美国小镇文化，孔子的言说成了莫名其妙的废话。没有周公建制，孔子不会成为至尊人物；没有孔子的言说，周公所建的集权专制制度可能会消解在一次又一次的异族入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