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个课题组下乡，有同事有这样的体会。不会说方言，只会讲普通话，他们也感到很痛苦，因为你没法深入到老百姓的内心世界里去，普通话总会造成一种距离感、陌生感；更关键的是，有时候他们听不懂你在讲什么，缺乏交流，好像时刻都在提醒他，他在接受一种外来的采访，他内心就有了一种准备，或者说是戒备、紧张；因为你是规范的，所以他也想规范一些，这样的对话总是有分寸的，少了最灵魂的东西，缺少了真切感。

    在农村讲的黄色笑话，农村老百姓叫“骚呱儿”，用方言才能搞笑，在民间是百姓的一种娱乐调节形式。在这一点上最能体现出百姓的智慧，它是一种生活交流，也是一种非常愉悦的刺激。就像讲那种非常恐怖的故事，让你讲得毛骨悚然，精神上得到了刺激，也是一种享受，要不，怎么总有人爱听呢。方言的传播与民间文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大众文化、广场文化，一个人讲几十个人都可以听，主要是故事情节动人，可以听得进去。一个地方和另一个地方也不一样，这种东西，不仅用普通话讲没有味道，四川人讲了山东人再重复一遍也没有味道了。一方水土一方人，语言也有环境。只有站在文化的高度才能意识到方言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道出人类活动最终要追求的一种精神归依感。

    现成的例子眼前就有两个。一个是以色列重新复活了希伯来语。现在巴以地区时不时就像个一触即发的大火药库，但当初以色列刚复国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新国民操着世界各地的语言，一时矛盾重重；后来犹太人为了国家的安定团结，硬是将像我们的古汉语一样古老的希伯来语复活为国家统一使用的日常用语，起先的语种矛盾也没有了。另一个例子，陈水扁为了搞台独，在岛内尽量抑制国语影视剧，却大力地推广闽南语影视剧。这企图也是摆明了的，以语言作屏障，逐渐隔绝两岸。语言是精神的栖息地嘛！

    我觉得这种精神归依对于一个人来说，有时候意味着一种终结，是他一生所难以逾越的，这在文化人的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像所谓海派京派白洋淀派山药蛋派，有区域性。研究各种文化的学者，他的研究成果有时候是和个人的成长经历、成长背景分不开的。这也是方言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