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忙于修改一部关于科学政治学的书稿，但利用闲暇读完了斯唐热的《现代科学的发明》（Isabelle Stengers,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Scienc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斯唐热就职于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曾经是普里高津的助手。据我所知，国内翻译过他们二人合著的《从混沌到有序》以及《确定性的终结》。这两本我都没读过，因为对混沌、耗散、自组织之类的理论兴趣不大。我读这本书的动机来自于拉图尔，拉图尔不止一次地谈到斯唐热的“宇宙政治学”（cosmopolitics），以及她对拉图尔的哲学点拨。比如，正是通过斯唐热，他才去阅读怀特海以及威廉·詹姆斯。相比于拉图尔在英美学界的影响力，斯唐热要逊色一些（法国的情况我不了解，因为我不懂法语）。我一直觉得，拉图尔尽管思维敏锐，极具创造性，但在哲学的系统性上稍欠火候。比如，他总是想构造一套非现代性的形而上学，但总没有系统地表述出来，给人以意犹未尽之感。也许，斯唐热能够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拉图尔曾为《权力与发明》（Power and Invention, 1997）写过一篇前言，对斯唐热作了相当不错的介绍。

《现代科学的发明》这本书法文版于1993年问世，开篇便讨论了科学家为何对SSK的强纲领不满。后来，斯唐热很自豪地认为，这本书对科学大战作了准确的预测。什么大战不大战的，我早就没有了兴趣。如今，我认为科学哲学面临的困境是：认识论规划业已失败，社会建构论又不可接受，那应该怎么办？有三个选择：第一，认为认识论规划没有失败，这是英美主流科学哲学的做法；第二，坚持社会建构论，这是批判意识浓厚的激进分子的做法；第三，另寻他途。围绕着“科学独特性”这个问题，《现代科学的发明》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条“他途”。科学是不是独特的？它的独特性是什么？这是科学哲学家长久思考的问题。康德认为，科学是独特的，因为它是先天综合判断。波普尔认为，科学是独特的，因为它是可证伪的。这是认识论给出的答案。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不过如此，它与炼金术没有本质区别。社会建构论认为，科学与其他活动一样是社会的，没什么特别之处。对此，斯唐热均不表认同。在她看来，科学具有独特性，但这种独特性不是超验的（transcendent）（客观性、普遍性），而是实践建构出来的，因此是内在的（immanent）。她举了一个例子：伽利略的斜面实验。在近代科学之初，伽利略的物理学是如何确立起来的？当然不能诉诸超验性，比如真理、实在、上帝等等。与对手们一样，伽利略的物理学原则上是一种虚构（fiction）（虚构不是指妄想，只要不是超验的真理，都是虚构）。但是，伽利略的特殊性在于，他能够凭借斜面实验证明自己不仅仅是虚构，能够让对手保持沉默。认识论与社会建构论的错误在于它们都坚持超验性：前者诉诸先天的根据（比如范畴），后者则诉诸后天的根据（比如社会结构）。斯唐热则认同内在性解释，反对超验性解释。因此，她数次提到拉图尔的“非还原原理”（principle of irreduction）。如果你坚持还原，那必须设定一个终极的不可还原的根据，后者原则上是超验的，比如真理或实在。非还原原理无需作上述设定，它只要求人们去追踪现实的活动。没有还原，也就没有了超验。

其实，斯唐热的思路与拉图尔相当接近。拉图尔曾经提出过一个怪异的说法：建构主义实在论（constructivist realism）。建构论与实在论可谓是不共戴天，怎么能组合在一块呢？拉图尔认为，它们并不矛盾，只要你不把实在视为超验的，不把建构论与社会建构论等同起来。实在之为实在，事实之为事实，只有在科学家以及相关的群体作了足够的建构工作，配置了足够多的资源之后才是可能的。民间科学家总是孤零零地宣布自己的理论是真理，但从没有人信。职业科学家从不宣称真理，只向人们展示无穷无尽的数据、图表、实验、参考资料，让你不得不信。这就是超验性与内在性的区别，这就是科学实在论与建构主义实在论的区别。当然，与拉图尔不同，斯唐热有着深刻的德勒兹背景，她是通过事件概念来论证上述立场的。

说实话，这本书不太好读。也许，法国哲学家的文风就是如此。也许，我不熟悉她的德勒兹式的语境。最近，她的书陆陆续续出了英文本，希望有时间找过来系统地读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