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新京報搞了個《新京报》评论作品结集出版答谢及研討會，俺也講了幾句話。在座的編輯和評論作者們似乎都是一根筋，從頭至尾都是在說應該如何打擦邊球，如何努力開拓言論空間……等等。我和坐在旁邊的程亞文先生[軍事科學院研究員]對此交談議論了一下，頗有共識。

俺在發言中提出，我們的媒體與時評人應該全面地理解自己的責任，要注意自我反省和自我克制，不得濫用影響力，不能一味追求文字的犀利和激情，一味追求民眾的稱贊，要防止我們的片面和偏激誤導公眾，激化社會矛盾。大家在研討會上一味稱贊上個世紀20-40年代時評的大膽、自由，可是效果如何呢？像魯迅等人的評論文字激越犀利，但是事后反省，其效果未必很好，后遺癥或者所謂的負面效應也非常可觀。我們要當心，不要讓自己的文字多年之后看來是助長了一種不良或偏激的傾向。

要進行社會批判，首先要批判和反省自己的偏狹，自己在知識和立場、見識上的不足。我就曾發現某些很有影響的時評人，雖然身為學者，但是某些自己專業領域之外的新進展缺乏起碼的了解，一些在西方國家已成為常識的內容，絲毫不了解。按理來說，他對這類話題應該自我克制，不應隨便置喙，但是卻一再發言，造成不良后果。發言的諸位先生多次說道，我們的社會現在是個不成熟的社會，缺乏理智。這是要把我們自己包括在內的。處於激烈的社會轉型過程中，我們所有的人都要不斷學習，不能將自己視為唯一不需要學習和反省，只需要教育他人的特殊地位。

西方知識分子的自由主義批判精神固然非常重要，但是，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不斷追求激進路線的后果并不理想，不能一味認定原因是還不夠徹底，不夠激進。其實，西方近代以來在文化領域中除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激烈批判之外，還有一個我們往往都忽視了的重要方面，那就是以教會為代表的強調傳統、包容、寬恕、忍耐的教化力量。批判的力量可以幫助社會突破傳統的束縛，更新觀念；而保守的教化力量則可以使得社會在激烈轉變、利益沖突激化的現代化過程中保持非常必要的穩定和安定。兩種力量看似相互沖突，其實是社會發展都不可缺少的方面。

以胡適為首的所謂進步力量，號稱“全盤西化”，其實是半盤子西化，對宗教的積極意義視而不見，并處心積慮地解構中國傳統文化資源，最后使得我們缺乏可以利用的思想資源來面臨新文化的沖擊，導致社會發展不平穩、不健康。相反，我們周圍的國家和地區，一般說來沒有如此激進的反傳統，反而現代化發展更加順利。其中的原因值得我們深思。我個人認為，中國知識分子應該擔負起雙重的責任，既要發揮批判的功能，又要承擔起穩定教化（列寧所謂牧師）的功能。與之相應，中國的學校、媒體等都不應該簡單地以西方的學校和媒體作為努力學習的目標。

昨天會上所說初不多就是以上這些內容，不出意外，絕大多數人似乎并不理解我說的這些內容和目的，反應不過是一些出於禮貌的掌聲。知識分子的認識還需進一步提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