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科学文化研究对于科学传播的意义

这里所说的“科学文化研究”指的就是Science Studies（刘华杰教授译为“科学元勘”）主要包括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三个重要学科。刘华杰教授指出，“三种学问综合起来有助于全面揭示科学的本来面目，是从事现代科普工作的前提。”[4] 因此，科学传播急需相关理论建设，要更新相关理念就必须从主要由这三个学科组成的科学文化研究中汲取养分。正如20世纪科学哲学经历了从逻辑实证主义向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转变一样，而科学传播也应当完成类似的转变。[5]近年来，国内科学传播界关于科学普及与科学传播的相关概念和理念之争，除了其他一些因素之外，根本原因还是朴素的科学观与来自科学文化研究的反思的科学观的冲突，是朴素的科学传播观与反思的科学传播观之间的冲突。一般说来，坚持传统科普理念的科学主义者，大多缺乏系统科学文化研究的教育背景，或者相关知识已经过于陈旧；而支持新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反科学主义者，大多是科学文化研究的专业人士。

对于前者而言，科学是其出发点，是其视野的基本框架，科学已经不是现实存在的活动和具体的知识信念，而是代表真理的理想规范，所以他们很难跳出科学藩篱之外对科学进行反思。对他们而言，真理已经在握，唯一需要关心的只是如何多快好省地传播确定无疑的真理。他们也不需要对科学进行反思。而对于后者而言，科学是其研究的现实对象，不是象征一切正面价值的褒义词，跳出科学藩篱，对科学进行反思，是其专业研究的基本要求。故而， 刘兵教授曾不无夸张地指出，一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在接触到了最新人文研究成果之后，却仍毫不动摇地坚持强科学主义立场，那就说明他还没真正入门！[6]显然，对于现代科学传播而言，这一点尤其适用。超越科学主义，应该是科学传播从朴素走向反思的关键。而科学文化研究则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必要理论资源。

科学传播之所以如此需要科学文化研究，还在于今天反思的科学传播不同于朴素的科学传播，不再把科学当作普适的真理。科学不仅是对真理的追求，还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特殊形式的文化，它会涉及到社会中权力的分配和运作，涉及到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角度看，现代化的过程是科学知识全面应用的过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按照实验室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进行改造的过程。其中，不仅整个物质性的生态环境要按科学实践所要求的进行改造，而且社会公众也要进行相应的转变和改造。这种重构不仅表现在知识、技术方面，而且更深刻地表现在态度、情感方面。因为实验室外的公众具有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现在面临着标准化的重构。

这就是说，伴随着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同样重要的是实验室中权力关系的传播和扩散。科学传播本质上就是简化和受控的微观世界的扩展和延伸，涉及到以实验室的权力关系作为模板来重塑整个社会。但由于科学知识及其应用的地方性特征，来源于实验室地方性的科学知识，应用到社会生活中的过程，既是一个去地方性的标准化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去标准化” 和“重新地方化”的过程。[7]

朴素的科学传播基本上只强调来源于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权力关系应该按照实验室的模式进行标准化，因此往往是独断的。而科学文化研究的成果则通过研究来自实验室的科学知识的地方性，从而揭示科学知识的局限性，以及整个社会生活依此种知识标准化后带来的文化冲击及其负面作用。不仅如此，科学文化研究还可以展示科学知识在应用的过程中“去标准化”与“重新地方化”的可能与案例，促进科学的人性化利用。因此，在科学文化研究成果的理念指导下，反思的科学传播是一种多元化的、开放的、民主协商的文化建设力量。

最近几年，国内一些科学文化研究者进入科学传播的理论研究领域，多有斩获。多所高校的科学传播专业依托科学文化研究机构成立[8]，本文写作期间，科学文化研究的专业协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开始筹备成立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这可说是国内科学文化研究与科学传播全面结合的标志性举措。从这些方面看来，我国科学传播和普及事业已经进入了新的良性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保罗·法伊尔阿本德著，兰征译，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97-102，218-223。

[2]吴岩，魂归万佛园，科学时报，2003-11-20。

[3]罗布麻，以科学的名义就要更讲点科学精神，科学时报，2005-12-07。

[4]刘华杰，大科学时代的科普理念，光明日报，2000-11-2。

[5] 柯文慧，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中华读书报，2002-12-25。

[6]江晓原 刘兵，布尔迪厄：哲学家的科学观，文汇读书周报，2006-7-14。

[7]蒋劲松，科学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科学传播，科学学研究，2007（1），即将发表。

[8]莫扬，我国高校科学传播专业建设现状分析及建议，科普研究，2006（2），31-35。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and Science Studies

Abstract: In 1975, 186 American leading scientists included 18 Nobel Prize Winners issued a statement against Astrology, accusing it as a kind of pseudoscientific superstition. But Paul Feyerabend criticized this action sharply. Through this and other related case studie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in the practice of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use of academic progress in Science studies which mainly included Philosophy, History and Society of Science in order to avoid negative impacts on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from oversimplified and outdated viewpoints of science, and the naive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replaced by the reflexive one.

Key words: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Astrology,  Scientism, scientific spirit

作者简介：蒋劲松，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哲学、科学与宗教关系、科学传播。邮编：100084。Email:jsjiang@mail.tsinghua.edu.cn。

2006-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