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上各个主要文化中，我们中国人“与时俱进”的意识大概是最强的了。据说连孔子都是“圣之时者”，无论是言语还是行为，在对时机的拿捏上都恰到好处，所以不愧是圣人。所以，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某种说法、做法是否正确，往往并不是脱离特定时空条件的普遍特征，而是严格依赖特定“语境”的。这样看来，中国人倒真还是天生就颇有些“后现代”的味道。

    所以，在中国“不合时宜”是种很有效的否定手法。近代海通以来，每当西洋人的新鲜花样传入中国后，无论是否正确、是否先进，不接受的人，主要是那些掌握权力的既得利益者，最拿手的拒绝手段就是“不合国情”、“时机尚未成熟”。无论是德先生、赛先生，还是马 克 思主义、人权、动物权利、后现代主义、SSK、反科学主义、环境保护，都曾受到这种论调的攻击，尽管这些思潮本身千差万别，甚至互相冲突抵牾。

    现在对科学的文化反思好像也交上了这种华盖运了。有人说反科学主义在中国也是时机还不够成熟。那意思好像是说，因为科学在中国还不够发达，我们还要养着科学主义来帮着我们发展科学，等哪天科学过度发达，科学主义危害严重时，我们再反也不迟。我们现在反科学主义，就好像瘦骨嶙峋的人玩命减肥、吸脂一样不聪明。这种说法非常流行，就连现在被称作“反科学文化人”的刘华杰先生当年在坚持科学主义时，玩的也是这种手法。

    这种论证方式的本质在于，它认为科学主义本身无所谓好不好、无所谓正不正确，一切都要看语境。按照这种思路，反对科学主义在西方科学过度发达的条件下是有道理的，而在中国这种科学发展不足的环境下就是错误的。这种强调语境的思路，其实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所以，以语境不同来批判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是在用“后现代主义”来对付“后现代主义”。这种思路，确实挺聪明。在这种思路攻击之下，那些强调“后现代主义”真理普遍性的人，立马就暴露了自己的不彻底性，暴露了骨子里残留着的现代主义气质。

    可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科学主义如何就有利于科学发展，目前只看到了结论，没有看到什么有力的论证。这姑且不论，就算“消费水平说”的胜利来得快，“后现代主义”的隐患却埋下了。作为观点的一阶的“后现代主义”虽然被从前门轰出去了，可是作为方法的二阶的“后现代主义”却从后门悄悄地溜进来了。所以这种“消费水平”说，也是一把不好使的“双刃剑”，弄不好还没有伤到论敌，却可能先伤着了自己。

    接受了这种“消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