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上的孤陋寡闻本身就让人耻笑，也是一种悲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为世界贡献出制度和以制度为代表的，包括法律等文化体系、软件，这个民族在世界上是没有地位的。如果一个民族自己不善于建立制度，又不能在制度上下大功夫，这个民族就是弱智，挨打是必然的，也是没有希望的，也是永远在痛苦中不能自拔的。

金庸笔下的侠客和欧洲名著里的侠客，如佐罗也是侠客，以及新佐罗，那个演员演绎得也非常好，老佐罗是一个贵族气息的演员，他退役了，驯化了一个青年人接自己的班，最后的结局不是单打独斗，或者借助一个权力，或者辅助一个权力，或者推翻一个权力，最后的结局都是在建立一种制度。感天动地的袁崇焕，3600刀凌迟而死，刮一刀叹一声气，但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因为这种悲剧就不可能到此为止，他只叹息自己一片忠诚，以一个文弱的书生、七品芝麻官，然后率七万官兵铁骑，使得三十万满洲虎狼之师不能越雷池一步，最后居然被人使反间计，一刀刀把自己刮了，虽然自己保护了京城的老百姓，可那些老百姓却竞相抢他的肉去喝酒。有一部世界文学名著也拍成一个电影叫《勇敢的心》，看看那个英雄被砍首的时候，就是一腔血将要喷出的时候，他只要一放弃信念，立刻就可以不死，而且当权者做了很多妥协，但他就是不妥协，最后一句口号就是“自由万岁”，这是中国任何一个文天祥、于谦、杨家将、岳家军、史可法、郑成功，也包括金庸笔下的所有英雄人物，也包括袁崇焕，都不可能做到的。谭嗣同留下了一个直到现在仍是个谜的绝命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没有任何结论，但他也喊不出自由万岁、推翻帝制这样的话来，这就是差异。

一部制度史的学术价值在中国是登峰造极的，还没有人专门进行制度比较。中华民族何以走到今天？何以称中国的先民无德，因为该干的正经事几乎都没干，不该做的坏事几乎都做了，这很重要的还是因为制度的落后。自孔夫子以下，没哪一代人真正为了制度，进行过划时代的、破天荒的制度革命和制度重建。这个制度是一张纸，成本最低，但又是成本最高的，因为成本后面都是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