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商道

（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商业文化

范蠡也罢，陶朱公也罢，还有胡雪岩也罢，乔致庸也罢，在整个中国2000多年历史中都是个别例子，不代表生活主流，一种长时间被那个制度、被那种文化所挤压的这种脆弱的产业，形不成自己特有的文化体系，所以，这个定义界定特别重要。我常讲，工作方法、思维方法和研究课题的方法要通过定量而定性。有经济学家讲中国2000多年前就有市场经济，其中举例子就举到这几个人物，也举到了《清明上河图》，那是一种无知，那是有悖学者最基本的严谨和常识。不能先定性而举例，应先定量，一桶米浇了一杯水，这时候米湿了一点，一桶水里倒了一杯米，那是水里有一点米，这是由定量而最后得出准确的定性，难道能说一桶水里有一杯米，你就能说那是一桶米吗？一桶米里有一杯水，就能说那是一桶水吗？首先必须应该定量，由定量被推出定性，这是科学，也是做课题、做研究、做博士、做博士后、做博导、做学者最基本的东西。

我们现在很多人道听途说，去违背定量而定性，所以才有了很多所谓的学者和经济学家多如牛毛，乱抛概念。当时的商业是个很危险、受挤压，是极不发达的，形不成自己的体系，因此商业思想、商业伦理形不成体系，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先秦时期、百家齐放时期所产生的，也不是在商品经济前提下所产生的，它只不过是在那个政治上相对多元、思维空间、活动空间较大、专制较薄弱，在那个时代，因为周末已经没有那种能力再统一了，加上周朝本身就实行了分封制，有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文化，才产生了诸子百家。

经商最好的办法就是诚实，几个人都买房子，我的房子适合你，我就一定说服你买我的，他不适合住在我这里，我就要告诉他，别人的房子适合他，不能买我的。否则你让他买了以后，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你不感到别扭吗？你让人家后悔，你自己心里也不舒服，另外他也会到处说他上当了，这对你是多大的打击呀？真诚，销售无技巧就是技巧。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没有技巧就是最好的技巧，一讲技巧，叫君子可以欺之以方，叫功于心计了，那还有真诚吗？有一本书叫《如何对付你的老板》，后来我演讲的时候举了这个例子，学学怎么对付你自己，老板不需要对付，只需要把工作做好就行了，老板用人是为了谋事，谋事是为了谋利，这不很简单吗？企业工作人员都得有用。征服自己、对付自己、管理自己，这是你一生幸福快乐之本，是安身立命的基础。我们现在是什么文化？都把这些用来对付上司、对付同事、对付消费者，对付的结果是什么？是人事关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肮脏，越来越阴险，人们之间的诚信越来越差，所以，大道在天，小招数不能违背大道。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不可估计过高，所以说真实、客观、公正，我们的愿望都是善良的，谁不希望自己的民族有这样可资利用的良好资源？

制度建设干系中国商业文化发展

学习是本和体的关系，自身不具备这种体，没这种需求，没这种机制也学不来，自身具备了，这就像疫苗似的，疫苗起的作用也有限，是自身免疫体系，这不是一样的道理吗？自身具备这个条件，自己就萌生了相应的文化。现实、环境、条件，这种社会实践，由此而产生相应的文化、思想、价值标准等等的。如果卓达是一个公有制体制，我这一套肯定行不通。我不能随便拒绝哪个员工，谁违背了企业制度，我也不能把他开除出去，而我自己还朝不保夕，指不定干到哪一天一纸调令，抬屁股走人，我会考虑百年吗？今天我实行这一套，明天来了别人立刻就变了，这怎么可能呢？只有在这种企业体制下，企业人格化了，我就是卓达，卓达就是我，卓达就是全体员工，全体员工就是卓达，我们共有，企业完全人格化了，然后这些人性的东西才能得以实施，才能推广。否则的话，在别的体制下办不到。

讲学习新加坡，说儒教文化在起作用，说一党制，李光耀长时间统治也没有四年一换，干两届就了事，后来成了李资政，不也挺好吗？那是皮毛，新加坡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自由市场经济，法制十分完善，没有这个条件，新加坡早完蛋了，那不是李光耀有多么伟大，李光耀是了不起，但这个舞台确定了只能是这样一个李光耀，而不是别的李光耀。李光耀要是倒行逆施，民众早把他哄下去了。他买了一套大点的房子，作为新加坡这样一个功高盖世的人物，他买了一套300来平方米的房子，这算个啥。在咱们看来，他应该拥有整个新加坡，所有的女人都是他的，所有房子都是他的，因为他是伟大的领袖呀，他的孩子都应该瓜分这个国家，当官的，捞钱的，干什么的都有。可这行吗？就因为他买房子略大了一点，看廉政公署把他查的，最后证明没出格，这房子他才敢安心住下去，那是什么？那是制度在起作用，这才是真实的新加坡。

说卓达之前，我先说美国，在人类历史上还有比华盛顿、杰斐逊更伟大的吗，但说美国所有的总统都那么优秀，或者最优秀的美国人都去当总统，这不可能，但差的肯定也上不去，可是再优秀的有几个能比过他们？美国的四大总统——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和罗斯福，后来的里根等也非常优秀，但没人企及他们，因为历史条件已经不给这些人提供那个机会了，美国也不能靠选华盛顿二世、三世来维持。华盛顿们之所以伟大，就在于破天荒地构建了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就是民主制度，在法国大革命基础之上又有了一个更大的完善、更大的进展。所以后来总统的产生，最优秀的人未必去竞选总统，差的肯定上不去，肯定是精英，上去了以后，往好道上走，可以自由发挥，上不封顶，这个舞台大，不怕人能干；假如不往好道走，一棒子就整下去，谁都一样，美国半道被整下去的总统也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林肯就很尊重，所以马克思在南北战争期间曾经多次给林肯去信，对他表达崇高敬意。其中有一段马克思、恩格斯是这样评价的，当然这不是写给他本人的信，大意是就说看林肯，额头窄窄，不像富有极其智慧大脑的样子，家庭出身也很贫寒，受教育背景也很一般，他为什么能如此伟大？如此英雄？如此了得？能够打赢一次南北战争，那不是一个内战，那是美国体制、美国制度、美联邦的巩固、发展，南北一战最终把它确定下来了。后来他们得出结论，那是因为这样一个舞台、一个政治制度决定的，是因为不管是林肯、李肯，谁上来都只能照此去扮演角色，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已经看到制度的重要性。

一个国家是如此，美国如此，中国如此，卓达将来也得如此。所以说，卓达得形成这样一种企业制度和机制，即稳步推进企业的股份制，让企业每个人都拥有一份，每个人都拥有这个企业，让大家在长时间教化过程当中，不仅拥有一份卓达的资产，而且拥有一份卓达的非物质资产。非物质资产那就是文化，大家感觉到不管谁接班，我们都得奉行这一套，奉行它，我们大家都快乐，不奉行它，我们都遭罪，所有人都得共同爱护这个空间，保护它的纯洁性，这是根本，这才能长久，否则不可能。

商业精英与商业文化

一个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精英，精英是社会的灵魂、大脑、旗手、航标，但精英的产生必须得有精英产生的国度。我曾经说过，有人讲要把北大、清华建成世界第一流大学，我说万不可能，不是北大、清华不好，不是那些人没有能力，关键是得有第一流大学产生的国度，相应的制度、体制、思想自由、文化自由等等的，而后才能产生这样的大学。精英也是如此，如果没有这样的民族，产生不了成批的精英，个别偶然的现象是有，但它不代表整体，还是个定量、定性的问题。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与其说寄希望于精英，还不如寄希望于大众，没有大众，精英也是悲剧结局、悲剧收场。大众普遍提高，在此情况下再产生精英，它就是巨大的力量，如果没有大众做依托，产生的精英也很有限，也不能持久。况且，中华民族几千年就是个不断消灭精英的过程，所谓自古忠臣良将，哪一个得善终的吧？有几个？岳飞、文天祥、袁崇焕？

在农业社会，农村盖子房子，谁家比谁都不能高出一砖，不能后出一瓦，它也确实如此，房子都相连，就得一般齐，都一样。

生活这是人的基本需求，和附之以上的文化是一致的。离开这种产业形态、生活形态的文化或者伦理是不存在的，它没有依附，而有了这种生活，有了这种相应的社会条件去实践，不产生这样相应的文化和伦理，没有这样的精神生活，也同样是不可能的，是想控制也控制不住的。

我们常讲欧洲文艺复兴，如果没有宗教革命就没有欧洲文艺复兴，没有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大解放就没有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资产阶级革命就没有现代工业和现代资本主义，也就是现代商业，所以这是一个内在的逻辑关系。

当然要说文化，宗教在文化中扮演着核心的作用。不能设想没有宗教的文化，也不能设想没有文化的宗教，包括文字的起源都和宗教有关系。宗教最早是迷信，是人对天地、对自然的无奈、恐惧和希冀，于是出现了好多祈祷、诉求，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图腾符号，最后演化成文字。离开宗教去谈文化行吗？能有真正的文化吗？世界这几大宗教滋养了几十亿人的灵魂，而且经过了千年以上的实践，难道这是偶然的吗？这不是文化吗？

美国的大企业家百分之百都是大慈善家，包括美国财富第二的巴菲特，搞股票、搞经营，被认为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对自己都十分吝啬，但他捐款也十分巨大；比尔·盖茨决定把1％的财产给子女，99％捐出去，因为是股份制企业，他的个人捐献并不影响企业发展。老板不等于企业家，暴发户就更不能等于企业家了，真正的企业家应该是一种社会责任的自我定位，一种崇高职业的选择，担负着创造财富、拥有财富并且合理支配财富的角色，而不是人们所通常世俗理解的，小鸟就吃一把米，整那么多干啥，早都够花了，该歇歇了。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挣钱，他永远挣不来太多的钱，因为他没有必要，没那个动力。上天也是这样规定的，一个人为了自己让他能挣来很多的钱，那别人该怎么活呀？就得让那些能挣钱的人必须得能够为天下、为别人着想，这是天公地道。所以真正的企业家不等于很有钱，但是没钱肯定不是企业家，企业家是一种崇高的职业。因此在这个基础上，企业家自然就应该承担着社会责任，那是一种义务、一种责任，而不是私事。

中国商业文化重建的基础

这既不能复杂化了，也不能主观人为的去做。现在经济改革向前，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了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和与之不相配套的上层建筑，在这个二元扭曲当中，中国市场经济正艰难向前发展，它必然受权力极大的影响，权力也就有寻租场，所以商业伦理的构建之路必定充满挑战。

都说河南生产假药，其实全国到处都在弄假货，国外的人不敢用中国的东西，人们普遍的这种伦理沦丧反衬着什么？反衬着这个社会缺少合格的道德榜样，过去清官廉吏不仅治天下，也是民众道德榜样，现在抓出一个当官的，少说千万，多了就上亿，他本身不能为人的楷模，于是大家就想，假药好歹还有点药呢，黑心棉好歹也是个棉，贪官啥也不干，就整上亿元，凭借手里的权力拼命捞，表面还道貌岸然，还当精神贵族，这个巨大的破坏力很难使真正良好的东西建立起来。商业伦理必须在有序的、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确立起来，这个有序就是法制，然后才能产生真正平等的、自由的、公正的交换、生产和流通，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产生那种真正的伦理体系。

至于个别现象，好多人原来待人很冷漠，经了商，慢慢待人就开始和善，因为再拉着个脸，没人买他东西，他被迫就得微笑，微笑久了以后，就感到很愉悦，别人也报之以微笑，这就在改变着他，这样大量的事实也存在，但中国商业伦理体系还没有真正形成。

同时，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手段，使得文化封闭被打散，文化开始多元化，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长久隐瞒，没有谁能够长久的欺骗谁，没有什么信息可以被持久的封闭，人们这种交流式便捷、技术手段的应用，甚至连国家的疆域都在发生变化。现在网络上，一切都是瞬间的事情。所以，这是一种新技术的应用在改变着生活，在为中国商业文化的交流、融会、学习、重建提供了一种技术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