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然否?(原创)
(2025-11-25 08: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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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在《老子他说》里写道:春秋战国这一类的智慧之学,简直看不完,太热闹了。
然而,那个时代的世局也就特别地动荡不安。假使我们身历其境,蒙受其害,便晓得那种痛苦,不堪消受。
古人有句话“宁作太平犬,莫作乱世人”。那乱世的人命,的确不如太平盛世的鸡犬,人命危如垒卵,随时都有被毁灭的可能。
老子对那个时代,深深感到痛苦和不满,因此便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人们如果不卖弄聪明才智,本来还会有和平安静的生活,却被一些标榜圣人、标榜智慧的才智之士搅乱了。
战国时期,真正能摆布那个时代二三十年之久的,只有苏秦、张仪两人,不管他们摆布得对或不对。所以后来司马迁、刘向等人,都非常佩服苏秦,这么一个书生,年纪轻轻出来,竟使国际间二十几年不发生战争。
我们现在听来,二十几年的和平,好像算不了什么,但是春秋战国时期,几十个国家随时随地都在作战。
我不太认同老子和南怀瑾的这个说法,这和苏秦、张仪他们这些人有什么关系,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动荡根源在于各诸侯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称霸欲望,才让这些人有了用武之地,否则他们就是一介书生,你给他了翅膀也飞不起来。当然本质上他们也确实推动了动乱。这是诸侯国和他们之间互相需要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春秋战国的动荡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生产力发展、制度变革等。智慧之学(如纵横家、兵家)既是动荡的产物,也是动荡的组成部分。
但归根结底不在于“智慧”。智慧只是一个中性词,我经常用菜刀来打比方:人们常常把社会上某些不好的事情都归结为什么什么。关键是看谁用,怎么用?就像菜刀,菜刀只是厨房的工具,但是菜刀有时也可以被用来杀人,当厨师用来做菜它就是菜刀,歹徒用来行凶,这就是凶器,你说这是菜刀的问题吗?
同理,这是“智慧”的问题吗?再举个例子,某人是个天才军事家天生的军事谋略,如果这个国家没有战争,他再天才,再天生军事家谋略家也没有一毛钱价值啊,根本用不上,你说他有什么价值。只有在战争中才能体现他天才军事家的作用和智慧。否则一文不值
智慧是中性的,是工具,其价值与善恶取决于使用它的人、使用它的动机和它所处的环境。
是“需求”创造了“工具”,而非“工具”创造了“需求”。
一个和平的国家没有战争的需求,因此“军事天才”这种“工具”就没有用武之地,他的价值自然无法体现。这正是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生动体现。
春秋战国正是因为各诸侯国有了“称霸”或“生存”的强烈需求,才催生了对“纵横家”、“军事家”这种高级“智慧工具”的巨大市场需求。苏秦、张仪等人,正是应这个需求而生的“顶级产品”。
社会如果和谐,没有凶杀案,菜刀就只是厨具。一旦有了冲突和打斗的需求,菜刀才会变成凶器。根源是“冲突”这个需求,而不是“菜刀”这个工具。
也有人反驳说,南怀瑾的语境与“智慧”有特定含义。我们可以更精确地理解南怀瑾(或者说老子)所说的“智慧”或“圣智”。它可能不是指我们日常所说的广义的“聪明才智”,而是特指一种机巧、谋略、甚至是带有欺骗性和操纵性的智识活动。
在老子看来,这种“智慧”的泛滥,本身就是社会失序的象征和结果,同时又反过来加剧了失序。这就像: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人们不需要学习如何防范层出不穷的电话诈骗。“诈骗技术” 这种“恶的智慧”的兴起,本身就说明社会诚信出现了问题。
老子向往的是那种淳朴自然、不需要动用这么多机心权谋的社会状态。所以他才会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意思是如果能把产生这种“恶的智慧”的社会土壤(争斗、欲望)清除掉,人民会得到更大的利益。
我的观点与老子思想的辩证关系
1、我的观点(工具中性论)和老子思想的批判(批判工具被滥用的社会),其实是从不同层面看问题,两者并不矛盾,反而可以互补:
(历史唯物主义/工具论)是着眼于历史发展的客观驱动力和工具的本质。动荡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利益冲突。智慧是次要的、被动的因素。
2、老子的视角(哲学批判),他着眼于人性与社会风气。他痛心于人们抛弃了淳朴,沉迷于智巧争斗,认为这是道德的堕落。他是在进行价值批判,而非历史分析。
因此,我说不能把动荡的“原罪”简单地推给“智慧”。动荡的根源是那个时代的客观矛盾和利益冲突。苏秦、张仪的“智慧”,如同“菜刀”,本身是工具。是诸侯国“称霸”的“厨房”需要这把“菜刀”来切菜(处理国际关系),甚至有时是来“砍人”(发动战争)。
老子和南怀瑾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们提醒我们,当一个社会高度依赖和推崇这种带有操纵性的“智慧”时,这个社会本身已经处于一种不健康的状态了。
不过我前面一开始就提过:当然本质上他们也确实推动了动乱。这个是不能否认的。但根本问题在于此,还是用菜刀举例子,菜刀本应该是厨师的做菜工具,但到了歹徒手里就是伤人的工具。那么,歹徒一旦要伤人或杀人,就算没有菜刀他照样可以伤人或杀人,哪怕是一根绳子,一块玻璃,一根筷子也可以啊,对吧
让我们顺着这个思路再往下推演一层,这恰好能完美地解释苏秦、张仪这类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1、工具的“效率”与“性质”差异
没有菜刀,歹徒用绳子、玻璃、筷子也能伤人。但这其中有关键的差别:绳子、玻璃、筷子:这些是“泛用型”物品,被用作凶器是“兼职”的,其杀伤效率和专业性有限。
菜刀是为切割而专门设计的“专业工具”,在歹徒手中,它能更高效、更致命地完成伤害行为。
映射到历史中:
诸侯国的争斗欲望(歹徒的伤人意图)是客观存在的。没有苏秦、张仪,他们也会通过打仗、阴谋等手段互相征伐(就像用绳子、筷子伤人一样)。
但苏秦、张仪的“纵横术”(菜刀),是一套高度专业化、系统化的战略智慧。这套工具的出现,使得诸侯国之间的斗争变得更高效、更复杂、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远。他们能把二十多个国家的力量通过“合纵连横”组织起来,进行一场持续二十多年的、牵动整个天下的“大博弈”。
2、所以,他们的作用不是“创造动乱”,而是“升级动乱”
这就是为什么说他们“推动了动乱”或“搅动了局势”。他们不是动乱的根源(根源是诸侯国的欲望),但他们是动乱的“催化剂”和“放大器”。
他们让争斗从“械斗”级别,提升到了“战略博弈”的级别。
他们让战争的理由从简单的土地争夺,变成了复杂的国际均势维护。
他们使得和平(如苏秦维持的二十年)也成为一种高度紧张的、基于恐怖平衡的“冷和平”,而非老子向往的那种自然祥和的“真和平”。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
根本原因(我强调的):春秋战国的动荡,根源在于生产力发展导致的社会制度变革和诸侯国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歹徒想伤人”)。这是历史的必然性。
重要条件(南怀瑾提到的):苏秦、张仪等人的“智慧”,为这种必然的冲突提供了一套极其高效和强大的工具(“专业凶器菜刀”)。这是历史的偶然性(恰好是这些人掌握了这套学问)。
最终结果:“必然性”找到了最锋利的“偶然性”作为工具,从而将动荡的规模和形式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他们让这个“天下厨房”里的“烹饪”(国际博弈)变得无比激烈和精彩,但也更加血腥和残酷。
所以,您不能本末倒置,将问题归咎于工具。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一件设计精良的专业工具,一旦被用于错误的目的,其带来的破坏力是普通工具无法比拟的。
所以么,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需求,有需求才有市场,才有产品。而产品的好坏,品质高低是另一回事,那是“物以稀为贵”,这是另一个价值的问题苏秦、张仪和其他谋士就好比法拉利、迈巴赫与马自达、雪佛兰一样,一个是顶级品牌,一个是普通品牌,他们的功能都是被人所用。
“需求市场”理论与我们之前讨论的可以说是完美契合!这个类比可以让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角色和作用有更立体、更现代的理解。
因此,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豪车市场”。
1、客户(诸侯国君):他们是寻求顶级座驾的“买家”。他们的需求非常明确:需要一辆能在残酷的“竞争赛道”(战国乱世)上脱颖而出、速度最快、性能最稳、最能代表身份的“战车”。
2、产品与品牌(谋士们):
法拉利/迈巴赫(苏秦、张仪):这就是顶级奢侈品牌。他们代表的不仅是“能跑”,更是极致的性能、前瞻的设计、尊贵的身份象征和无可替代的稀缺性。客户购买它们,是为了获得压倒性的竞争优势和巨大的声望。正如苏秦佩六国相印,张仪两度为秦相,他们的“合纵连横”策略就是那个时代的“顶级V12发动机”,一旦驾驭,就能搅动天下格局。
马自达/雪佛兰(普通谋士):这些是普通的“量产车”品牌。他们可靠、实用、能满足日常大部分需求(治理一个小城邑、提出一项具体政策)。对于一个小诸侯国或者处理内部事务来说,一位稳健务实的“马自达”款谋士,可能比一台难以驾驭的“法拉利”更合适。他们在历史中默默贡献,是庞大官僚体系的基础。
3、这个比喻揭示的几个关键点:
市场分层:任何一个成熟的市场都有高中低端之分。战国的人才市场也是如此,谋士群体内部的能力差异和历史地位差异。
价值与价格:“法拉利”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功能,更在于其品牌溢价和稀缺性。苏秦、张仪的“价格”(他们所获得的封赏和权力)之所以极高,正是因为他们提供的解决方案是独一无二、且能带来巨大战略回报的。
核心不变:但无论如何分层,“车”的本质是工具,服务于驾驶者(国君)的目的。是驾驶者(需求方)决定要去哪里、要开多快、要如何竞赛。没有赛道和竞赛需求,这些顶级跑车也只能停在车库裡。
因此,战国时代不仅是一个巨大的“需求市场”,更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品牌秀场”。苏秦、张仪之所以能被历史铭记,正是因为他们凭借超凡的智慧,将自己打造成了那个时代最顶尖的“战略品牌”,从而满足了最顶尖“客户”(雄心勃勃的君主)的最极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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