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看《管仲》一书，作者写道，管仲：“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是以善为国，必先富民，然后治之。”这显然是从富民与巩固统治秩序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的。

我觉得不管从什么角度看待这一问题，管仲的观点和逻辑是正确的。当然，富民、利民实质上都是为了争取民心，因此，在富民、利民的同时，还要使各种政令顺应民众的要求。管仲认为，百姓一定要得到他所需要的，然后才能听从上面的；百姓能够听从上面的，然后国家的政事才好做。

电视剧《幸福草》讲述了我国农业专家到非洲帮助某国扶贫的故事，教当地人种菌菇发家致富，这么好的事居然没人来，也没人愿意学。后来，郭涛发现当地人为什么不愿意来学种菌菇呢？因为人们没有看到这个能带来什么好处和实惠，当然没人来了。

因此，要想帮助别人，首先你得知道和了解他人的想法，并让他们看出乃至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他们才愿意跟着你，跟着干革命也好，跟着你发展经济也罢！

看《幸福草》我得到一个观点：老百姓是渺小的，老百姓又是伟大的。这句话怎么理解：普通老百姓的认知水平是很低的，他们眼里只有眼前的利益，你要给他眼前看得见的利益，他们才会跟着你。

电影《让子弹飞》里说：谁赢就帮谁！这句话不正确，或者说不准确。不是谁赢帮谁，而是谁赢就跟谁！那人家都赢了还要你帮什么帮呢，只有跟着的分了。

其次，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数量。一滴水微不足道，如果数量足够大的时候，到洪水滔天那就无所不催的力量了。蚂蚁和大象无法抗衡，但是蚂蚁的数量多到无可比拟的时候，大象会被轻易摧毁！

因此，团结就是力量，把足够多的数量汇聚成一股力量，那么，它拥有巨大无比的能量！

《管子·五辅》中记载，管仲将惠民、利民政策概括为六兴德政：德有六兴，所谓六兴者何?曰：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墆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徵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有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凡此六者，德之兴也。六者既布，则民之所欲，无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故曰：德不可不兴也。

这六个方面，无一不是真心实意地从民众的生计考虑每一项德政措施都是非常具体的。比如第二项，“发伏利，输墆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这不就是发展经济，搞活物资，修好道路。用现在的话说，不就是“要想富，先修路”么！哈哈哈，现在我们国家做的不正是这些事么。其实，归根结底治国的大道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各个时代的具体做法各有不同而已！

以上是管仲的治国理念。管仲不仅是治国高手，管仲的经济思想也是独到之处。

1，管仲认为，社会上存在着利益冲突，国家只有进行调节才能使社会经济有秩序地发展。因此，国家必须依靠政权的力量，运用强制性的政令、法令等手段，从而控制与影响市场上的供求关系，以达到调控经济，使之持续、平衡发展的目的。

2，具体的操作要求是“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也就是说，市场上某种商品供大于求时，这种商品的价格就会下跌，这时国家为了防止富商大贾乘机操纵市场，就必须适当提高价格并大量收购，使价格保持在比较合理的幅度之内；当某种商品供不应求时，其价格自然会上涨，商贾就会乘机囤积居奇，以牟取暴利，这时国家就应该将过去收购的商品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大量抛出。

3，看中国历史发现，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提倡和实施“宏观调控”，这和西方经济学以及西方文化完全不同的。

我曾在2000年前后就观察到，西方经济学不适合中国，也和我们的文化、国情格格不入。

经济学只有两个根本原则：

1，供求关系。供大于求价格下跌，供不应求价格上升；物以稀为贵就是体现了供求关系；

2，价格是围绕着价值波动的。价格有时会严重脱离价值，但最终会回到价值区间。

经济学的其他理论都是从这两个根本原则延伸出来的。

这也就是当年民国末期，同样是治理上海，国民党为什么失败，价格体系和货币体系全面崩溃。而解放后中共接手的上海，不仅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从解放区各地调集了大量的“两白一黑” 平抑市场价格，反而是控制了上海市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国民党的财政部长是宋子文，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他所采取的措施都是运用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这些显然是不适合中国国情。同时，中国当时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基础完全不能和美国相提并论，那么怎么可以不结合自己的国家的实际情况，采用实事求是态度和方法，盲目相信西方的学说，从而东施效颦，经济最后一败涂地，直至崩溃。

这种失控的通货膨胀，基本和原地飞升，直上九霄没啥区别了。在上海，从1947年5月底到8月中旬，仅仅两个半月的时间里，物价平均上涨了10倍：

大米从630万元涨到了6300万元；面粉从205万元涨到了2270万元；花生油从1850万元涨到19500万元；肥皂从700万元猛涨到了8350万元。

1945年8月时，1美元可以兑换1500法币；到了1948年1月，1美元竟然可以兑换180000法币了，10亿法币，只可以兑换3400美元。

这也就是整个20世纪到现在的21世纪，全世界后发国家学习和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几乎没有一个是成功的，没有一个改变了国家的命运和经济发展的，包括当年俄罗斯盲目采用美国经济学家提供的“休克疗法”。最终“休克疗法”不仅没有带来人们生活的改善，反而使得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们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被严重削弱。

具体表现在：(1)生产力大幅下降，经济规模不断萎缩；(2)经济秩序陷入混乱；(3)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形成寡头垄断。

恰恰是中共接手后，运用了宏观调控政策和政令手段，上海很快平息了金融和经济危机。并且，新中国从成立以来一直都使用宏观调控政策，这是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操作的。现在可以从历史中了解了这个政策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这样做的。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结合的"管仲模式"，为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历史镜鉴。

管仲是2700多年前，春秋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他运用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法治的手段，帮助齐国成为一方大国，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他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的物质决定论，比西方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早2400余年。其"政之兴在顺民心"理念，构建了中国早期民本政治哲学框架。

管仲改革使齐国GDP增长约400%，人口在30年内从50万增至150万，铸币流通量增加5倍。其首创的19项制度中，有12项被秦汉沿袭，8项影响持续至明清。孔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的评价，客观反映了其在华夏文明演进中的关键作用。

作为轴心时代东方改革家的代表，管仲的实践为古代中国提供了“顶层设计-政策工具-执行体系”的完整改革范式。管仲改革是中国古代第一次系统性的制度创新尝试，其超越时代局限的经济思想和管理智慧，既展现了先秦时期思想家的非凡洞察力，也暴露出传统社会改革的固有困境。这种开创性与局限性并存的特质，使其成为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史不可忽视的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