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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的思想进入哲学史就是对哲学本身的恶意遮蔽
(2006-10-11 22:17:33)中哲课上，新出来的一部中国思想史的书，提到在史学界的两个思潮严重影响了中国史学的研究方向，一个是史学年鉴学派一个是后现代史学研究。他们的观点是认为在时间的轴线上仅仅用伟大的人物和重要事件标志出历史的进程是不符合历史的真相的，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关注那些一般的人们生活中缓慢变化的内容，那对历史有着重要的影响，并且在很长时间的研究中被那些重要的人和事件所遮蔽。另外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史书中所记载的历史是有着虚构的成分的，是被书写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本身是有距离的。究其上述两点，同时哲学史也是关于哲学的发展历史，所以哲学研究也应该涉及到一般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经典话语，并且因为被书写的经典话语和在人们中间发生这种大影响的话语有距离，所以那些变化了的话语也应该在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课后和老师探讨没有得出什么更好的结论，他的合理解释是，比如鲁迅说在中国文化中就读出了两个字“吃人”，这也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吃人的礼教和重利轻义的神人教诲共同构成中国的传统，也共同体现了中国哲学的不同侧面，因而更为真实。如同30年代的上海既有张爱玲的小资，也有夏衍的包身工，他们共同构成了30年代上海的全貌。
如果史学是存在一个发展的、进化的、向着更文明的向度前进的价值判断，那么哲学是绝不存在进化论意义上的价值比对的，后来的哲学比之前的哲学就伟大，或者有过一个哲学的顶峰代史，之后就是没落。哲学思想不是以物质形态出现的，它不能用社会对他的反应来衡量它的价值。同时一个哲学学说的多义性也不能通过大众接受程度和内容来判断它的本意。所以哲学史只是在时间的轴线上依次出现的那些哲学家的哲学，他们之间有传承，但是没有谁比谁更优秀的价值判断，所以简单的史学发展的方法不适用于哲学研究。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经验知道往往那些被曲解的经典语录对人的影响比这些语录本来的意义对人们的影响更为广泛，深远。最好的例子就是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人人都知道这句话，包括愚夫愚妇，可这句话在原来的语境中原本的意识在口口相传中被遮蔽，对平头百姓影响更深的无疑是被曲解的“禁欲”“贞节”等等。难道我们要把这样曲解的意思也加入到中国哲学中，加在朱熹身上吗？
哲学不能包括大众对哲学的理解，它只能是哲学家之间的对话和传承，以及连接一个一个伟大哲学家们的那些学者，注释者和抄录者。这样才能回到哲学的内在，看到思想的光芒。大众从来都是恶意的，鲁迅先生读出的吃人的礼教，并不是中国哲学家们要吃人，而是大众要吃人。他们只是借了哲学家们做自己的外衣，给自己的恶意一个合理的借口，然后把它推到法典上，进而推进审美领域。到底是谁在吃人？大众就是不借助这个哲学也会借助那个思想，不论借助什么，其目的就是“吃人”，从古到今无一例外，现在不正在借助时尚，借口流行而到处吃人吗？把这样的恶意推在哲学家身上，并归入到中国的传统，归入中国的哲学思想，真是令人不寒而栗。这样的恶意从来都不是中国人所独有的。如果一定要把一般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哲学”也加入到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我想这不是在研究中国的哲学，更不是研究中国的思想史，而是在研究中国大众的思想状态史（曹凌语），这也许也能看见中国哲学的影响，但是如同水中望月，它距离哲学的本意就更加遥不可及了。
孔子有一件事很说明问题，他的一个学生我忘了是谁了，我记得总是不大清楚，好像是抓了一个通缉犯，押送到某国。本来是要给他一大笔赏金的，他拒绝了，说这是份内之职，后来被传为佳话。这个学生来拜见孔子，我猜他是想让孔子夸奖他的，没想到孔子反而批评了他。大意是，抓贼领赏本来是应该的，你拒绝了它，又被传为佳话，那以后人们抓了通缉犯到底该不该领赏，领了会被人说他功利不道德，迫使人们抓了犯人也不能领赏，时间一长人们就不会再去帮国家抓那些犯人，反而使通缉犯逃之夭夭。由此可见，孔子并不是一个迂腐之人，他深刻的了解人的劣根性，所以他把人分成君子小人，小人不是道德恶劣之人，就是泛指大众，或者说是小民。有人说中国有重义轻利的传统，马上就有人反对说大众从来都是重利轻义的，所以并没有这个传统，也正是因为没有所以才被圣人提出来。其实圣人也知道大众从来就是重利轻义的，他2000多年之前就知道了，所以他只教导君子如何做，从来都不包括小人，所以小人或者说大众重利轻义在圣人看来没什么不对，只是不要人人都如此就好了，那些位高权重的人尤其不能如此就好了。
所以，把中国的哲学放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考察研究，并作为对中国哲学、对中国传统的补充本身就是对中国哲学中更重要的内容的遮蔽。在史学研究中去蔽的过程就是要更多侧面地研究历史，包括英雄也包括平民；而哲学的去蔽则是彰显出那些最伟大的哲学家和他们的思想，去除芸芸众生的聒噪。大众那些以讹传讹的言辞就是对哲学的遮蔽，而且这种遮蔽也必是充满恶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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